我的硕士生导师解士彬

田文昌撰

解士彬老师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研的时候，有五个研究生,三位导师。三位导师对我们都很好。因为解士彬老师年纪相对较轻,与我们联系更密切,所以对我的影响更深刻。

解士彬老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是公认的才子。他的导师贾潜老先生,在解放前曾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最高法院做过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庭长，右派平反后又做过司法部顾问。因为贾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做学生解士彬也“沾了光”成了右倾分子,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小城市做了中学教师。

“文革”结束恢复政法院校后,解士彬老师才有机会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做教师。解老师丢掉法律专业多年,但他被贬期间勤奋自学,掌握了俄语、英语和日语三门外语。在我读研期间,看到他每时每刻都是在读书和查找资料,就连在食堂吃饭排队时也是书不离手。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在找回逝去的时光。但是,就在我们为他的勤奋所感动而不忍打扰的情况下,发现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却可以投入全部心血而毫不吝啬时间。

最使我感动的是,就在我为自己的第一篇大作硕士学位论文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经解士彬老师精心修改后,三万多字的文章几乎每一页都变成了红色。此时,我方知老师的心血并且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写论文。正是那被改成红色的几十页稿纸使我打下了写论文的基本功。而在我论文定稿的最后时刻,解士彬老师居然又陪我在宿舍里待了整整一夜,字斟句酌地帮我完成了最后修改。

解士彬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以他博大的胸怀帮助自己的学生去向他人拜师求教。由于西安地处西北,当时信息尚不发达,考虑到我求学心切,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博采众长,解士彬老师和另一位导师周柏森教授轮番多次修书,介绍我去全国各地向专家求教。

80年代初期,国内的法律院系还数量有限,除了我就读的西北政法学院外,只有北京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三所政法学院和北大、人大、武大、吉大四所综合大学的法律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研究所。我利用读研三年期间的寒暑假期,跑遍了全部这些法律院系而且不止一次。由于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我通常是晚上乘火车硬板车厢,白天去拜师求学,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我终于几乎是毫无遗漏地访遍了这些院系刑法界的知名学者,而且对有些老师还是不止一次地反复求教。例如,人大的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武大的马克昌教授,北京政法的曹子丹教授等人,都曾经不厌其烦地多次对我当面赐教,还带我修改论文,向我提供参考资料。除此之外，我还拜访了一些法理学、法史学和哲学、经济学的知名学者。我从这些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他们为人处世的品格。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聆听教海的情景仍然历历在日。读研三载,在二位老师的帮助下，凭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我完成了我个人独有的游学生涯,为我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像这种毫无保留地为自己的学生寻求他人之石的胸怀,在学术界也是并不多见的。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在李春田和唐胜老师那里,我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胸怀。

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当时对我不吝赐教的国内几十位刑法界的前辈学者,感谢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学生一样悉心指教。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教师已成为被冲击的对象,地位低下,师生关系也变得极不正常。像我们这样深厚长久的师生情谊非常少见。更不要说,这三位老师的身传言教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他们是我的终生导师。

李春田老师不仅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又激励我迈入了法律殿堂。唐永胜老师在“文革”动乱的危难时刻与我共渡难关,又帮助我考研成功,踏上了人生事业的起点。解士彬老师则以他的才华和胸怀带领我在法律殿堂的学海中游、攀登，把我向巅峰托送。

我从这三位老师,同时也包括更多的老师那里感受到,师生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情谊,而且更是一种传承,人的成长与成功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后来,我也做了教师,并学会了像我的导师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如今,我的三位人生导师有两位已经故去,另一位唐永胜老师也已成了植物人。他们三位还有着一种同样的经历:1957年都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准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了冲击。只是因为他们太正直,太有才华。他们都是十分难得人才,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却无法施展才华、报效社会,而只能呕心沥血对学生留下自己的传承。在感恩和怀念的同时,我最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人生导师,没有传承,就没有历史,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本文原载《砥炼年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作者田文昌，我校1980级刑法学硕士校友，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