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文苑 | 祖师爷之问:张汤为什么那么穷?
2002年,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西北政法学院(当时还未改名大学)南校区在正式施工前,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先进行考古发掘,结果共清理发掘出88座墓,这些墓葬从战国、秦、汉到唐跨越千年,其中标记为M20的一座西汉墓葬轰动一时。
这是一座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的土洞墓,很小,墓室只有5米长、2米宽,连专门存放陪葬品的耳室或小龛都没有,出土的器物也没有金银玉器,只有一些不大的铜、铁器,如铜镜、带钩和铜车马器之类,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墓葬,但是墓主人是个厉害角色:西汉时期鼎鼎大名的御史大夫张汤,汉武帝时期的法律界扛把子。
谁?牵强附会呢吧?凭啥说这就是张汤墓?
还真是张汤的墓,就在西北政法学院,还真不是牵强附会:墓里有身份证。M20出土了两枚铜印,都是双面穿带印,一个的印文是“张汤”和“张君信印”,另一枚印文是“张汤”“臣汤”。虽只是方寸之印,但形制规范、断代清晰的印信就是那个时候确定身份的铁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得出结论:这是西汉名臣张汤的墓穴。
图为张汤
可是,西汉时视死如生、厚葬成风,张汤位列三公,是当过大官、掌过大权的人,他的阴宅,不该这么寒酸吧?
张汤过的好像还真挺不富裕。汉书记载,张汤被杀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要知道五百金可不是五百斤黄金,汉代的“黄金”是指黄铜,就是含铜比例较高的铜,“金”是指普通的铜,就是含铜比例不高的合金铜。汉代沿用秦制,一斤约为今制250克,称为一金。所以他的家底只值250斤普通的铜,合法合规,来源清晰:都是皇帝赏赐来的,没有其他来源。
按说西汉时期高级官吏的官俸本来就十分丰厚:明清时期一品大员的月俸折钱大约一万五千钱,而西汉时期的“三公”月俸约七十万钱,是明清一品大员的47倍,可大家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别说贵为西汉最鼎盛的汉武帝时期的三公之一张汤了。他当过茂陵尉,主持和监修当时的天字一号工程茂陵,即使后来成为主管司法纠察的御史大夫(副丞相),他还继续分管着茂陵的修造工程。茂陵建造每年要用去汉帝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手里掌握这么大的项目,张汤的“陋规”收入应该不会少吧?
张汤还管过金融,主持过币制改革。汉武大帝连年北征匈奴,用度浩繁,文景之治攒下的财富很快消耗殆尽,加之连年天灾,国库空虚,张汤按照汉武帝的意图,主持销毁半两钱,改用银锡铸钱配以龙、马、龟等图案和花纹,称为“白金”,用白鹿的皮制成皮币,规定每皮币值四十万钱,同时实行天下盐铁专卖,有效的聚敛社会财富,帮助汉帝国渡过财政危机。全国的财富被他玩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他会没钱?
御史大夫作为副丞相,同时也是最高监察官,天下郡国上呈的会计账目,也由御史大夫复核,所以御史大夫也是国家的总审计长。整天查的都是贪腐的蛀虫,他要想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岂不是只要收手上稍微松那么一下子?
当然,张汤最主要的角色还是“法律人”,他的老本行是“治狱”。作为大汉帝国的首席大法官和皇帝以下最高的裁判者,张汤对王公大臣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当御史时,他处理了刘彻少年时就许诺“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巫蛊案,深入追查其党羽,处死三百余人。陈皇后被废黜贬入长门宫,虽然找司马相如千金买赋,无奈君心如铁,最终愁闷悲思而死。他当主管全国刑狱的廷尉时,处理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淮南国被灭国,改为九江郡;牵扯到了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两王皆死,衡山国灭国,改为衡山郡,江都国灭国,成为广陵郡。既然一言可以灭国,一言也就可以兴家,假如张汤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手稍微抬高那么一点,他能缺钱吗?
事实是,张汤没有这样做。如果他那样做了,也就泯然众人,而不会青史留名了。
张汤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法律人,这个要求就是公私分明、修身洁白。张汤本人并不一定就要归为法家,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基层司法者的儿子,他早早就通过“劾鼠掠治”展现了其所受的家庭影响和潜移默化中所掌握法律技能.当时还没有“罢黜百家”,法律的规范建立和技能养成还在深受法家思想滋养和指导,张汤不可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和指引。
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是各家学派对官吏的共同要求,无论儒墨法家,这个认识是统一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提出“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墨子·兼爱下》),但法家对此的要求更加严格。商鞅断言:“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商君书·修权》),慎到认为:“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韩非子·孤愤》)。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法术之士”,张汤把公义作为基本职业宗旨,把压制私欲作为基本功课,选择“去私心行公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不以豪富为荣、以穷为耻,却始终以贪墨为耻、以不义为耻。“穷”这个字本义为因土室狭小而弯着身子,指处境恶劣,延伸为缺乏财物。在古代士人的意识中,贫穷似乎从来不是个大问题,“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说的是穷的本意而不是没钱花,他们明白”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径绝,事径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的道理,更愿意处其实不处其华,衣足犯寒、食足充虚即可,财富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对于处于穷苦中的民间大众,他们则报以深深的同情。宋代诗人石延年写过一首叫《送穷》的诗:世人贪利意非均,交送穷愁与底人。穷鬼无归于我去,我心忧道不忧贫。何其坦荡磊落:让穷鬼跟着我吧,因为我的心里,忧虑的是天下大道,而不是自己的贫穷!
张汤家无余财,可能也和他的厚道慷慨有关。《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虽做了大官,但他自身修养很好,放低身段和宾客们交往,同他们喝酒吃饭,不摆架子。对于老朋友的那些也走仕途的子弟尽量给予照顾,对于自己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尤其宽厚。他殷勤的拜望长者,不避寒暑,在当时名声是很不错的。张汤的被诬告,也与他的仁厚有关。他手下有个很能干的官员叫鲁谒居,生了病,僵卧在租住的城中村(闾中)——看来也是个房子都买不起的廉吏,张汤亲自到家里去看他,看他贫病交加,触景生情,心中痛惜,亲自动手为他按摩足部以减轻其病痛,结果别人以此告发张汤:“张汤那么大的官,手下官吏有病,竟然亲自给他按摩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所以说,张汤其实不是穷,是廉。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张汤为酷吏,但也肯定“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廉是个形声字,字形从广,表示和房屋有关,其形象手持两根禾苗,表示廉是堂屋两侧狭窄的侧边,这个意思让人想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贤者颜回,想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夫子自道。
要富也很容易,老百姓都明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道理,但廉吏耻之。
张汤,他追求的不是无尽财富和穷奢极欲,是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
非独张汤如此,汉之杨震、唐之狄仁杰、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于成龙等等,亦如此。
张汤死后,家族中的人知道他没钱,商量着筹钱厚葬他,但被他母亲制止。知子莫若母,痛则痛矣,张母却是清醒的、坚定的,她说:张汤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天子的大臣,他一心一意辅佐天子治理国家,结果被人诬告陷害而死,用不着厚葬!”于是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凿土穴以平民礼仪葬之。汉武帝听说以后,心有戚戚,憣然心动,一边赞叹有其母必有其子,一边把陷害张汤的人全部诛杀。
往事越千年,正气存河岳。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西北政法大学前身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是的,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他为抗日救亡而设,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陕北公学经过延安大学(与今天的延安大学并非一所学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一路发扬老延大精神,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一路发展到新世纪的西北政法大学,成为国家法治人才培养基地和西北地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学校发展很快,长安南路300号已经容纳不下,要建新校区,偏偏就在长安郭杜这里与张汤重逢。学生们高兴了:祖师爷,你在这里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求你好好保佑我们,在校不挂科、出校不堕落。
祖师爷不说话,学校树一碑,建一“廉亭”,替祖师爷说了心里话。树立起的,是这位西汉名臣的清廉自律、刚正不阿;昭示出的,是他捍卫法律尊严、坚守职业操守的不屈精神。
本文作者景阳冈,系我校1994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