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文苑 | 祖师爷之问：张汤为什么那么穷？

2002年，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西北政法学院（当时还未改名大学）南校区在正式施工前，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先进行考古发掘，结果共清理发掘出88座墓，这些墓葬从战国、秦、汉到唐跨越千年，其中标记为M20的一座西汉墓葬轰动一时。

这是一座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的土洞墓，很小，墓室只有5米长、2米宽，连专门存放陪葬品的耳室或小龛都没有，出土的器物也没有金银玉器，只有一些不大的铜、铁器，如铜镜、带钩和铜车马器之类，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墓葬，但是墓主人是个厉害角色：西汉时期鼎鼎大名的御史大夫张汤，汉武帝时期的法律界扛把子。

谁？牵强附会呢吧？凭啥说这就是张汤墓？

还真是张汤的墓，就在西北政法学院，还真不是牵强附会：墓里有身份证。M20出土了两枚铜印，都是双面穿带印，一个的印文是“张汤”和“张君信印”，另一枚印文是“张汤”“臣汤”。虽只是方寸之印，但形制规范、断代清晰的印信就是那个时候确定身份的铁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得出结论：这是西汉名臣张汤的墓穴。

图为张汤

可是，西汉时视死如生、厚葬成风，张汤位列三公，是当过大官、掌过大权的人，他的阴宅，不该这么寒酸吧？

张汤过的好像还真挺不富裕。汉书记载，张汤被杀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要知道五百金可不是五百斤黄金，汉代的“黄金”是指黄铜，就是含铜比例较高的铜，“金”是指普通的铜，就是含铜比例不高的合金铜。汉代沿用秦制，一斤约为今制250克，称为一金。所以他的家底只值250斤普通的铜，合法合规，来源清晰：都是皇帝赏赐来的，没有其他来源。

按说西汉时期高级官吏的官俸本来就十分丰厚：明清时期一品大员的月俸折钱大约一万五千钱，而西汉时期的“三公”月俸约七十万钱，是明清一品大员的47倍，可大家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别说贵为西汉最鼎盛的汉武帝时期的三公之一张汤了。他当过茂陵尉，主持和监修当时的天字一号工程茂陵，即使后来成为主管司法纠察的御史大夫（副丞相），他还继续分管着茂陵的修造工程。茂陵建造每年要用去汉帝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手里掌握这么大的项目，张汤的“陋规”收入应该不会少吧？

张汤还管过金融，主持过币制改革。汉武大帝连年北征匈奴，用度浩繁，文景之治攒下的财富很快消耗殆尽，加之连年天灾，国库空虚，张汤按照汉武帝的意图，主持销毁半两钱，改用银锡铸钱配以龙、马、龟等图案和花纹，称为“白金”，用白鹿的皮制成皮币，规定每皮币值四十万钱，同时实行天下盐铁专卖，有效的聚敛社会财富，帮助汉帝国渡过财政危机。全国的财富被他玩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他会没钱？

御史大夫作为副丞相，同时也是最高监察官，天下郡国上呈的会计账目，也由御史大夫复核，所以御史大夫也是国家的总审计长。整天查的都是贪腐的蛀虫，他要想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岂不是只要收手上稍微松那么一下子？

当然，张汤最主要的角色还是“法律人”，他的老本行是“治狱”。作为大汉帝国的首席大法官和皇帝以下最高的裁判者，张汤对王公大臣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当御史时，他处理了刘彻少年时就许诺“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巫蛊案，深入追查其党羽，处死三百余人。陈皇后被废黜贬入长门宫，虽然找司马相如千金买赋，无奈君心如铁，最终愁闷悲思而死。他当主管全国刑狱的廷尉时，处理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淮南国被灭国，改为九江郡；牵扯到了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两王皆死，衡山国灭国，改为衡山郡，江都国灭国，成为广陵郡。既然一言可以灭国，一言也就可以兴家，假如张汤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手稍微抬高那么一点，他能缺钱吗？

事实是，张汤没有这样做。如果他那样做了，也就泯然众人，而不会青史留名了。

张汤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法律人，这个要求就是公私分明、修身洁白。张汤本人并不一定就要归为法家，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基层司法者的儿子，他早早就通过“劾鼠掠治”展现了其所受的家庭影响和潜移默化中所掌握法律技能.当时还没有“罢黜百家”，法律的规范建立和技能养成还在深受法家思想滋养和指导，张汤不可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和指引。

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是各家学派对官吏的共同要求，无论儒墨法家，这个认识是统一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提出“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墨子·兼爱下》），但法家对此的要求更加严格。商鞅断言：“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商君书·修权》），慎到认为：“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韩非子·孤愤》）。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法术之士”，张汤把公义作为基本职业宗旨，把压制私欲作为基本功课，选择“去私心行公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不以豪富为荣、以穷为耻，却始终以贪墨为耻、以不义为耻。“穷”这个字本义为因土室狭小而弯着身子，指处境恶劣，延伸为缺乏财物。在古代士人的意识中，贫穷似乎从来不是个大问题，“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说的是穷的本意而不是没钱花，他们明白”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径绝，事径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的道理，更愿意处其实不处其华，衣足犯寒、食足充虚即可，财富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对于处于穷苦中的民间大众，他们则报以深深的同情。宋代诗人石延年写过一首叫《送穷》的诗：世人贪利意非均，交送穷愁与底人。穷鬼无归于我去，我心忧道不忧贫。何其坦荡磊落：让穷鬼跟着我吧，因为我的心里，忧虑的是天下大道，而不是自己的贫穷！

张汤家无余财，可能也和他的厚道慷慨有关。《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虽做了大官，但他自身修养很好，放低身段和宾客们交往，同他们喝酒吃饭，不摆架子。对于老朋友的那些也走仕途的子弟尽量给予照顾，对于自己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尤其宽厚。他殷勤的拜望长者，不避寒暑，在当时名声是很不错的。张汤的被诬告，也与他的仁厚有关。他手下有个很能干的官员叫鲁谒居，生了病，僵卧在租住的城中村（闾中）——看来也是个房子都买不起的廉吏，张汤亲自到家里去看他，看他贫病交加，触景生情，心中痛惜，亲自动手为他按摩足部以减轻其病痛，结果别人以此告发张汤：“张汤那么大的官，手下官吏有病，竟然亲自给他按摩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所以说，张汤其实不是穷，是廉。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张汤为酷吏，但也肯定“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廉是个形声字，字形从广，表示和房屋有关，其形象手持两根禾苗，表示廉是堂屋两侧狭窄的侧边，这个意思让人想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贤者颜回，想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夫子自道。

要富也很容易，老百姓都明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道理，但廉吏耻之。

张汤，他追求的不是无尽财富和穷奢极欲，是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

非独张汤如此，汉之杨震、唐之狄仁杰、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于成龙等等，亦如此。

张汤死后，家族中的人知道他没钱，商量着筹钱厚葬他，但被他母亲制止。知子莫若母，痛则痛矣，张母却是清醒的、坚定的，她说：张汤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天子的大臣，他一心一意辅佐天子治理国家，结果被人诬告陷害而死，用不着厚葬！”于是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凿土穴以平民礼仪葬之。汉武帝听说以后，心有戚戚，憣然心动，一边赞叹有其母必有其子，一边把陷害张汤的人全部诛杀。

往事越千年，正气存河岳。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西北政法大学前身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是的，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他为抗日救亡而设，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陕北公学经过延安大学（与今天的延安大学并非一所学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一路发扬老延大精神，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一路发展到新世纪的西北政法大学，成为国家法治人才培养基地和西北地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学校发展很快，长安南路300号已经容纳不下，要建新校区，偏偏就在长安郭杜这里与张汤重逢。学生们高兴了：祖师爷，你在这里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求你好好保佑我们，在校不挂科、出校不堕落。

祖师爷不说话，学校树一碑，建一“廉亭”，替祖师爷说了心里话。树立起的，是这位西汉名臣的清廉自律、刚正不阿；昭示出的，是他捍卫法律尊严、坚守职业操守的不屈精神。

本文作者景阳冈，系我校1994级校友。

图文来源：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编辑：张可葳

主编：杨晨曦

校对：张可葳

审核：周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