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多年来一直想动笔写写，我一个宁夏川放驴的，是如何与西北政法结缘的。因为各种琐事，因而一放再放，好多年就过去了。近期《青春都在西北政法》公众号陆续刊登西北政法校友的系列文章，讲述自己与西北政法大学结缘的心路历程，于是乎，我也觉得有写些文字的必要了，补上这笔“欠账”。
一、贺兰山下的“读书郎”
我的文史功底是从小打就的，80年代小学期间即读完了四大名著、《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一些古装线装书和那时风靡全国的评书读本《杨家将》系列、《岳飞传》等等，彼时农村的图书是比较少的，我还拿到《毛泽东选集》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
80年代包产到户后，开始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哥哥福祥在青海金银滩导弹基地服军役，小姐姐玉霞成绩优异考上了初中，我们弟兄几个还小，家里劳动力缺乏，家里几十亩水田如何耕种这个现实困难摆在了父母双亲面前。后来父亲承诺小姐姐玉霞，“不去读初中，给你买辆自行车”，小姐姐体谅父母选择了回家“修地球”。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小姐姐去读了初中高中，以她的禀赋，她一定是我们前渠生产大队第一个大学生。
在贺兰山下，银川平原，引黄河水自流灌溉，沃野千里，塞上江南。于农人而言，大人小孩各司其职。大人们种地，干重体力活。小孩子们可以放马、放骡子、放牛、放驴、放羊或者打草喂马、骡子、牛、羊、猪。没有马鞍马镫，铲骑（就是直接坐在马背上的那种），我的骑马技艺就是80年代在生产中练就的。我们邹家寨子种植水稻，耕作必须用马和骡子等大牲口，牛和小毛驴也是有一些的。夏秋季节庄稼收过后，村里的小孩赶着马、骡子、驴到田间地头去，可以纵横驰骋许久。所以，我是放过毛驴的人。
二、黄土地上的青春与觉醒
到公社、乡里粮站交公粮，这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事情。
1980年代，过完大年初五，农村就开始了春耕的准备工作，那些年的大西北一到春季，大风刮个不停，卷起地上的黄土，漫天飞舞。每到此季节，我都在想着尽快开学，回到学校。
庄稼不是种下去就能长成结果的，必须悉心侍弄。从春天到夏天伺候小麦，从春末夏初到中秋前后伺候水稻。
每逢国家节假日都是农忙的季节，工人干部是有休息日和假期的，农民没有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
4月底5月初开始育秧，5月15日左右开始插秧。每到农忙季节学校都放农忙假，老师学生回家种地。
浪田是非常辛苦而且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骡子马在前面走，大人站在浪木上，掌握好平衡，处理好轻重，水里来泥里去，确保能把水稻田浪平到一个水平，不能一头高一头低。这样劳作给我的认知很清醒：在农村必须有儿子，而且得有好几个，七狼八虎闯幽州。没有儿子重体力活谁来干？
插秧是纯手工的，面朝水田背朝天，一插就是十天半个月，腰都快要断了。插完自己的秧苗，还要帮助亲朋好友插秧。我们家人口多地多，其时合适的劳动力很少。
7月高考结束，宁夏川开始收割小麦，一割就是十天左右。早晨7点下地，13点收工吃午饭，下午15点继续顶着烈日割麦子，一直到晚上20点。小孩子则把烧好的茶水抬到田间地头。最美的是吃上一顿西瓜泡油饼。割麦子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镰刀钝了，拿不稳，常常会割到手，我的左手割出过多个伤口。2000年后到上海工作，许多人说我是西北大帅哥、高干子弟，我伸出了我的左手，大家仍然看不出端倪。关于割麦子，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您若有兴趣可以读读。详见“青春都在西北政法”2018年9月8日刊登文章《高考季的回忆——收麦》。
麦收以后就是打场。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交公粮。家里近30亩地，每年要交很多公粮。工农业剪刀差，每年几十袋（化肥袋子）的公粮换回一点可怜的收入。小麦的收购价格太低了。我2002年夏季在澳门旅行时，吃到了很贵的葡式蛋挞，“一袋小麦换不来一个蛋挞，这不仅是价格的差异，更是城乡发展鸿沟的真实写照。”这件事情我在多个场合都无限感慨。农民真苦、农民真累、农村真穷。我多次和母亲讲过“我一定好好读书，跳出农门，不让我的孩子们继续当农民”。
中秋节前后，经过5个月的生长，成熟的稻穗低下了金黄的头，此时恰逢中秋。收割水稻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从收割到晾晒，到拉到场上堆放，然后脱粒。宁夏川水稻生长周期长，所以大米饭非常香，尤其是柴火灶做出来的米饭，锅巴更是泡鲫鱼汤的美味。
在宁夏川，苍天赐予塞上江南天府之地，虽然老百姓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花，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下，这里的老百姓衣食无忧，大米白面是基本的粮食。89年暑假，我才知道馒头当饭吃，是主食。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玉米可以当饭吃。骡子、马很辛苦，所以，玉米高粱是它们最好的饲料。
随着小姐姐的出嫁，家里又没有了劳动力。哥哥伏华便辍学回家与父母一道种地。那个年代，除了种地就是种地，没有其他出路。
因为哥哥姐姐们的付出，我和弟弟们才能继续留在学堂读书。在广大农村，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一家人乃至几代人的托举。在中国农村，每一个孩子的成功都承载着整个家族的希望，每一份成就都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
三、十里求学，坚定归途
1980年代，在农村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基本都在父母等人的劝说下，读了师范、技校等初中中专。上了中专就可以农转非，成为吃国家皇粮的干部，不需要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享受假期，可以得到高温补贴、降暑费、烤火费。我对老一代中专生，一直是非常钦佩的。
上初中中专可以改变身份，而上高中，如果3年后考不上大学，那就要回到农村，继续“修地球”。我一直感佩父母的恩情和眼光，同意我上了高中。
1988年秋季，我辞别增岗中学，进入离家10公里的县城，在宁夏著名学府——永宁中学读高中。1989年一月，宁夏川下了一场大雪，雪大得吓人，109国道两旁几十米高的钻天杨上积满了雪，太阳出来后雪水融化滴答到路上，在近零下30度的气温下，路上冻起了冰疙瘩，车辆走过坑坑洼洼，10厘米左右高的冰疙瘩。那时大车很少，也没有人清理路面。寒假来了，109国道这一段根本无法骑行，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不多时手脚已经冻木，耳朵僵硬。有人因摔一跤，耳朵就掉了。顶着大雪，沿汉延渠骑着自行车回家，朔风呼啸，脸如刀割，自行车链条都要蹬断了。
过完春节，春耕开始了。父亲告诉我家里没有劳动力，别上高中了。我们这种大家庭的孩子总是很听话、孝顺父母的。尽管万般不舍，我还是下决心离开高中了。那天上午我撕掉了所有的课本，母亲拦着不让我撕，父亲站在那里很是难过。父亲的表情，我一生都难以忘怀。开学的日子，我没有如约去报到，过了几天，我回到学校把管理的钥匙等物品交给了班主任老师，作为高一（4）班班长履行了自己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义务。和几位好友告别时，才知道开学后高一年级没有来报到的有好几位。含泪辞别学校后，回到家开始做一个农民的生涯。
“邹义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好苗子，是我们邹家寨子的人才，一定能考上大学。”在长辈们的劝说下，在哥哥姐姐的支持下，半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高中求学之路。
每到星期六中午放学，饿着肚子骑上自行车赶回家种地劳动，星期天下午再摸着夜色返回县城。最痛苦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天，这事多年不愿意再想起和说起。
读书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天梯，知识是打破阶层固化的最有力武器。寒暑假，除了劳作，就是珍惜时间读书。因而，我对各种棋类、扑克、麻将一直不感兴趣，于我个人而言，一怕沾染赌博风气，二怕玩物丧志。这种习惯保持到今天。
四、命运的转机：高考与法律之路
高二年级分科，我自然选择了文科，并担任高二（6）班的班长。在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里，我的政治历史地理拓展了视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唯独英语是弱项。我们初二才开始学习英语，所谓“听说读写”，那都是问题。一是我们自己的学习愿望和能力问题，另一个就是师资水平。高二换了英语老师，虽然他留过学，一些观念可以，但在我们的学习和应对考试上，老师的能力严重不足的。“兄弟我在美国的时候……”火热的夏季来了，高考将近，老师依然是这个样子，我替自己着急，更替同学们着急，我把书在桌子上一摔，正在讲课的老师立马问：“谁干的？”我站了起来，指出老师的不合时宜。他怒了，喊着让我滚出去，不要再上他的英语课。最后，他扯着我的衣服把我拉出课堂，扯开了我中山装的衣袖。他喊道“你这样的学生不可能考上大学！”“你狗眼看人低，看着吧，老子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那时，在我们银川地区，考大学成绩最好的是银川一中、二中、九中、永宁中学、贺兰中学。彼时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文科班每个班也就8个左右同学能考上大学，其中有5位左右可以考上北大、复旦等文科名校。
1991年，因学科短腿，我高考落榜了。
经过一个假期的劳作和痛定思痛，决定复读——上高四！听说以后不收复读生了，只有这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1991年从永宁中学的楼上下到了院子里的平房，68名落榜生挤在一间教室里。这一年的强化，语文、历史、地理成绩稳步提升，数学和英语成绩有所提高，自己也感觉到学习轻松了许多。
1992年7月7日高考，语文是我的强项感觉轻松，历史地理自觉还可以、数学心里底气不足，英语太想成功了，所以答完卷子后，内心各种乱动，在确定与不确定间徘徊，涂改了不少。7月9日高考完毕，立马骑上自行车回家割麦子。打场完毕，开始在烈日下薅稻草，除稗草。
那时候是先填报志愿，后来才知道分数，最后才是录取。说白了，就是“瞎填”。填报志愿时，父母不懂，家里也帮不上忙，所以报什么学校学习什么专业只能自己做主。高中几年虽然看电视的时间很少，但新闻是看的，了解到连续几年学法律的毕业生分配很困难。一看招生简章，西北政法在宁夏招生的全是劳改法专业，所以决定放弃报考西北政法。因为从小对历史很感兴趣，所以决定报考古专业，另外填报了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全都忘记了，只是觉得要跳出农门，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从一些回忆文章中，看得出很多人对报考的细节、院校专业记得非常清晰，而我经历过这一次，高考填报的所有细节自此都不愿意记住，也不愿意记起。
后来高考分数和录取线出来了。重点线410分，本科线402分，大专线396分，而我的分数是406分。英语谢建文老师认为以我的平常表现，可以考个70多分，而这一次，我居然考了27分。
赶上当年宁夏的特殊事件，我们被分别对待，某些人被超级照顾，最后的结果是“滑档了”，我跌落到了深渊。这一段伤心往事，在上大学后交流起来时，我们几位同病相怜的都极为愤慨。
1992年9月10日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新一轮的改革。法治被提上了新的高度。“这个学上不上我都能毕业”，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在法律书店里一本1990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大纲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与老板攀谈，我知道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自1986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通过率极低，如果要报考，必须有大专毕业证书。1992年的还没有开始，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于是乎自己买了《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自己回来看起。从那时起我知道当律师能赚钱，比公务员国家干部收入强多了。
1992年宁夏开始举办法律本科自学考试，我邀请了好兄弟张华到家里给父亲讲解这个考试的好处，父亲的意见是“等你大学毕业，再深造考试”，我的意见是“现在的这个学，以我的文史功底，我不用怎么学都能够顺利毕业。等将来毕业参加工作了，哪有时间和心思再学习。填报志愿，我已经为自己的认知买单，而且滑档到此，心里已经很痛苦了。将来出来做个老师，还是穷光蛋一个，自己痛苦，不但不能为爹妈分忧，还要给爹妈增添压力。我不想耽搁，考上律师。现在不学习，更待何时。”
缘分是时间的魔法，让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遇见最对的人和事。从此以后，在我的恩师宪法学家杜力夫教授的引领和指导下，我开始了疯狂的法律学习过程，每年1月、7月参加学校的考试，每年4月和10月参加法律自学考试。每年近50门课的考试，我甘之如饴。好像是二年级吧，我辞去了班长职务，专心致志学习法律。感谢同桌为我抄记了那么多课堂笔记（老师说要检查课堂学习笔记），我可以有时间攻读法律书。后来老师们也知道了我学习法律的情况，也不大关注我是否认真上课了。
当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大全》是我最喜欢的书籍，这本书建立了我的法律学科体系，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各个部门法都比较有研究，我就告知是得益于当年对这本书的系统学习。
经过3年多的考试，终于在96年春季包括14门法学主干课程在内的几十门课全部修结。我提交的是关于法律援助的论文，毕业鉴定表上有贾宇老师，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的签名，通过贾宇老师等组成的导师组的答辩后，我顺利毕业了，取得了西北政法大学印章和王天木院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
在自学法律的同时，我积极备考律师资格考试，1995年以269分，宁夏第二名的成绩顺利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4年间我取得了两个大学毕业文凭，一张律师资格证和律师执业证。
在经杜力夫老师安排在宁夏经济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驻场的时候，我认识了军队转业干部老贾，他是师职干部转业到地方的。我们很投缘，在即将毕业之际，军队到地方院校招大学生，我征求老贾的意见“我是学生干部、党员、一米八七的个头，体健貌端，去还是不去？”老贾给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运转规则及复员转业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乎，我下定决心：放弃到军队和公安系统去的选拔机会，专心致志的备考律师资格。
儿女最大的孝顺，就是不给父母添麻烦。我选择自学法律，并放弃国家编制，专职从事律师工作的核心思想就是：解决好自身发展，不给父母添麻烦，回报父母和帮助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的哥哥姐姐们。很欣慰的是，我没有让父母双亲担心成为现实，自我23岁从事律师工作后，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有机会照顾年迈的父母，从各个方面帮助家人。我的父母在70岁前享受到了儿子独立自强做律师带来的红利，晚年幸福，儿孙满堂。最好的孝顺不是守在父母身边，而是让自己足够强大，成为他们的骄傲和依靠。我的父母亲在晚年幸福指数非常高，“我将来有何资格福气吗？”，有时候我也情不自禁的问自己。
五、回报母校情
2000年我到上海工作，2000年底我和其他几位西北政法学友组织40多位校友在外白渡桥上海大厦聚会，从此开启了每年一度的校友聚会活动。2003年在九江路金融广场我赞助了校友会年会，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认可。
2004年，我前往深圳参加了深圳校友会的活动。随后在上海迎来了陈明华院长一行。
2006年西北政法学院升格大学之际，经西北政法党政办主任王凯老师提议，我和90级安涛、90级何志刚、93级朱建军以我们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名义共同出资50万元设立了西北政法大学第一个校友奖学金——“信利奖学金”。在信利奖学金设立15周年之际我写了《信利（君泰）奖学金设立记》。
2006年11月18日，我应邀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参加了“西北政法大学设置揭牌仪式”。
在后来的教学评估和博士点博士学位申报的过程中，我都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学校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2012年，北京校友会恢复活动，我当选为秘书长。这些年为学校的建设、校友联谊等，我尽己所能，努力工作。
2013年，我获得“西北政法大学杰出校友称号”，蒙学校厚爱校史馆里有我的照片，作为一位学子和一名律师，我深感自豪。
2023年，我分两批向学校捐赠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汉译名著120年·分科本”，涵盖政法、经济、历史等门类近800册（含目录一本），学校在雁塔区图书馆设立了专架。
25年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我结识了很多亲爱的老师、校领导和学校工作人员，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乃至私人关系。我为各地的西北政法校友会建言献策，为各地的校友牵线搭桥，无论天南海北，总有我这个“西北野战军”活动的身影。
六、一切，皆有缘分
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当年受电视新闻和特殊政策的影响，我直接上了西北政法大学，出来后可能是位狱警，也可能是其他政法干部，搞不好可能已经进去了。也可能我会下海经商，也可能会辞职做律师。想想人生哪里有那么多如果啊。
如果没有遇到恩师杜力夫教授带领我进入法律和律师行业，中国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律师和边疆捐资助学的发起人和践行者。
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波折，怎么会有自己那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历练。
我也常常在想，当我出现在学校礼堂、会议室的时候，出席会议和仪式的老师们会想“这个学生是哪一级的？他的辅导员是谁？他最亲爱的老师是谁？”
可能，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皆有缘。人生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深意，所有的错过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在该遇见的时候终会遇见，在该遇见的地方终会遇见。
本文作者邹义，宁夏银川永宁人，西北政法1992级校友；西北政法大学“信利（君泰）”奖学金设立人之一，时任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党支部书记，“边疆情”捐资助学温暖行动发起人、执行人，西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北京中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