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姑姑离开三个小时后，我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正在从胃部上涌。

那是1995年夏末的一个中午，我正穿过学校的操场向食堂走去。空气中弥漫着黄土的味道。西安热燥燥的太阳直勾勾地盯着我，晒得皮肤火辣辣的疼。但腹中的那股寒流却势无可挡，直直地撞向心头，让我感到一阵陌生的眩晕。

我开始问自己：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一个海雾里长大的娃怎么就跑到这大太阳底下来了？”

那是我独自开始在西北政法生活学习的第一天，但事情要从12年前讲起。

12年前，1983年，我在青岛开始上小学。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父亲报考了法律自学。

那是个百业待兴的时代，但并不是一个有多少人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时代。我至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选中了法律专业，那个时代明明有更多更热门的专业可供选择。作为一名纺织工人，工厂里巨大的噪声不仅对他的学习造成严重干扰，更是对他听力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那时候，他经常抱怨听力越来越差，直到有一次体检，医生从他耳朵里掏出了两个硕大的卫生纸团。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参加工作的父亲用了整整九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大专学业，并最终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励志的故事，但另一方面，在我的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我父亲甚至不知道我的任课老师们姓什么。

随着父亲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我家也迎来了一段有钱有闲的日子，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我的高考。

我高中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入学成绩仅比那所高中的录线高了1分。但因为父亲有了闲工夫，母亲便让他去参加每次家长会。毫无育儿经验的父亲每次都是散会就走，决不似母亲那般拖泥带水、拽着老师问东问西。回到家，母亲问及，他的回答永远都是“很好，很好”。

因为无人紧逼，考试的压力就落到了我自己肩上，事实证明，这反而比从前母亲拿着扫把追着我跑的效果要好。

后来到了要报志愿的时候——插句话，山东当时的制度是先报志愿后考试——父亲第一次在我的学业问题拿出了斩钉截铁的态度：“学法律！必须的。”

至于学校的选择，他的态度同样坚决：“华东政法。”

为什么是华东政法？答案很简单，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政法——这是那个信息闭塞年代的“通识”。

但华东政法当时对青岛招生的分数非常高。我回学校跟老师商量，老师连连摇头，只是安慰性的说了句：“你可要想好了。”在另一个场合，老师用更委婉的方式提醒我：“你还是先保住专科更好一些。”

偏偏事有凑巧，临近报志愿前不久，父亲在业务上意外认识了个非常懂招生的“大拿”。更巧的是，那人还非常热心。听说我家有个高考娃，一定要替我参谋一下。参谋的结果便是——“你们为什么不选西部？西南政法和西北政法同样不错的。”

我不记得那是哪一天了。时至今日，我对他所说的“同样不错”持深切的保留意见，但毫无疑问，那天肯定是我家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五院四系”这种东西的日子。

大拿说：“青岛没多少人愿意报那里，太远了，所以这俩学校近年在咱这的录取分数都不高。”

母亲用了几秒钟就替我选择了西北政法，理由简单粗暴到只有当妈的才会如此——青岛到西安有直达的火车，但到重庆没有。

若干年后，我偶尔会憧憬一下平行时空里那个选择了西南政法的我，但我西南政法毕业的同事每每喜欢敲打我：“你知道在火车上站40个小时的滋味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站24个小时的滋味，不是一次，是很多次。

高考结束，狗屎运当头的我居然超水平发挥，当真考上了西北政法经济法专业的本科。那个夏天是超级开心的一个夏天，我甚至还获得了一次毕业旅行。

进入九月，家人开始为我打包行李。我依然沉浸在升学和远走高飞的喜悦里，母亲却愁眉不展，却又不敢让我看到。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她经常饭吃到一半就跑出去了，敢情是躲出去哭一会。

开学的日子定在了9月13日，恰好我姑姑要去天水出差，便接下了送我入校的重担。

上火车那天，母亲哭了。那是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她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哭。我有点伤感，但不多，只盼着火车快点开动。后来我在家信里详细记述了那天接下来的事情：我钻过了31条隧道，看到了窑洞，看到了干枯的河道，看到铁路旁的墙上写着“渑池有对新梁祝”，看到了土塬上成群的山羊——是的，我自小在海边长大，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山羊。

当太阳再次跌到地平线的时候，我到了西安。学校派来接站的大巴车就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姑姑陪着我去学校报了到，帮我去商店里买了全套生活日用品，又陪我住了几天，之后便赶赴甘肃办她的公务去了。而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要靠自己一个人生活了。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西安热燥燥的阳光蒸腾了我独闯天涯的兴奋，我只感觉到一阵陌生的眩晕。

本文作者官立成，山东青岛人，西北政法九五级经济法系校友，现任职于青岛市某司法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