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海校友会前采访王安

提起西北政法在上海的杰出校友，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是：王安。

2009年11月，西北政法大学一年一度的上海校友会前夕，笔者拨通了现任静安区司法局局长的王安的电话。

王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声音温和、言语健谈，从第一届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开始担任会长的他，见证了这个组织的成长历程，这期间有太多珍贵的回忆，磨难混合着喜悦，困境衍生希望，也延伸出很多对未来有益的建议、意见，以及真诚的期许。

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简单谈谈您的经历，我们希望在上海的政法同学们能从您的经历中分享到一些经验。

王安：我是我们西北政法83级的学生。那一年进校时，政法只有两个大系：理论系和法律系，法律系也仅有一个专业，即法律专业。在我进校的那一年，学校猛然间扩大了招生规模，专业和班级数成倍增加，一下子弄得轰轰烈烈。我一入校就进了学生会当干部，但要说起当年给同学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应该是我当上了校排球队的队长兼二传手，当年排球非常厉害（笑）。

1987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上海，当年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从小在陕西宝鸡的秦川机床厂长大，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而从上海迁来的厂子里，上海人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自己虽然是北方（山东）人，但自小耳濡目染，对上海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已经非常熟悉。毕业后，我来上海的第一年，是在上海市高院做二审的刑事上诉工作，在当年，本科生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群体，部门里的上海老同志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每天很早起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擦桌子，给前辈们的水杯里盛满水，跟着他们从点滴学起，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实习生的写照。

后来，因为第二年北方学潮的影响，我被安排到金山的上海石化总厂的石化法庭工作，从基层的书记员开始做起。一年期满后，又先后到上海市高院、中院工作，一直到今天的静安区司法局局长。回忆起来，八零年代末到九零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实际上是一个不缺少法律人才的地方，像复旦、华东政法这样本土的学校毕业的法律系学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这个城市对于法律方面人才的需求。所以，作为一名外来的（尤其来自当年相对还比较闭塞的西北）大学生，在我事业的前几年，遇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在上海谋生的政法人也可谓是凤毛麟角，于是在我心里就产生了那么一种使命感，就是代表我们西北政法，和他们好好较量一把，也只有我混出摸样了，后来的政法人也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应该庆幸的是，我坚持下来了。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参加我们的上海校友会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会长的职务？

王安：我来上海的时候，本届校友只有两个，所以当然不可能有类似的组织。我们的第一届校友会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以后，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来到上海的校友骤然增多，那些年轻人开始产生了建立一个类似这种组织的想法，他们找到了我。

第一届校友会在上海商城举办，当时还没有非常系统的，正规的组织，只是30多个校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认识。我还记得当时牵头的那个女同学叫做刘扬，这个活跃的年轻人，在我们这次校友会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这此聚会是我们目前校友会的一个雏形，刘扬就可以算是我校校友会的创始人了。

因为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较长，也较熟悉上海的环境，在这届校友会上，大家推举我为会长。此后，随着我们的校友会的规模逐年扩大，那些年轻的校友们在CHINAREN上申请了“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的网页，并负责信息的更新和线上的推广，我们有了自己的校友会品牌。

记者：作为会长，您应该说是见证了西北政法上海校友会的成长历程，在这期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呢。

王安：从担任上海校友会的会长那天开始，我就在为我们校友会的人数头疼。我们从第一届校友会往后，参加聚会的校友的人数大致都控制在六、七十个左右，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人数多了，场地可能会不够用；人数少了，大家均摊的费用又会变高，所以人数的背后实际上是经费的问题。

由于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在上海发展的非本土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会遭遇个人发展上的瓶颈。比如律师行业，原本是一个发展空间巨大的行当，但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政法人在上海的精英律师少，业内领袖更少。杰出校友能提供给校友会的赞助也就一直比较缺乏。而这件事一直到今年才有了转机——与我同届的一位政法校友，也是湖北武汉立丰律所的主任，已于今年来到上海发展，本次校友会活动主要由他提供赞助。

此外，我们的上海校友会，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校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员的流动性太大。参加校友会的一部分是在校学生，毕业了就很可能离开上海；而即使是工作了的，真正能在上海稳定下来的也很少。校友会的成员变化过快，这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记者：困难是一定会有的，那么您认为，好的一方面又是什么呢。

王安：我认为我们校友会存在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初到上海的校友提供一些工作、生活上的指引，一种组织上的温暖。我觉得这种帮助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它会给可能已经失去联络的校友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给刚到上海，人际关系较为单薄的年轻校友们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家庭。

记者：您觉得这种帮助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但更多初来上海的校友们，希望从校友会中获得的可能是更加强有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更加实际的帮助，您怎么看。

王安：其实我个人认为，了解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是所有初来上海的年轻人首先必上的一课。通过同校前辈的指引，能让较年轻的校友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上海的环境，获得有益的建议或意见，避免他们在事业上、生活上再走弯路，这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

至于如何加强组织人际关系的纽带作用，在我们校友会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比如今年我们增设了各种形式的论坛（“谁来一起午餐”的十大分论坛），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

记者：以您参加我们历届上海校友会的经验来看，您对我们的校友会有一些怎样的建议或意见？

王安：我们的组织有几百个人，是比较庞大的一个集体，这样联系起来就显得非常费力，比如我今天想到找一个03级的学生，但如果问校友会的组织者，他肯定也不清楚这个人在哪儿，在做什么。我们手里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因为信息都被组织单一的结构堵死了，是没法畅通的。我由此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校友会的组织进一步细化呢，比如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划分成不同的小组，各小组再设立不同的联络人。如此一来，如果组织当中的任意一人，有联系另一个人的意愿，找到这个小组的联络人就可以了。所以我的意见是：细化我们的组织，让联络环节再加强一些，把我们的组织变得更加紧密，这样，我们以后的活动也会更有底气。

另外，我们在CHINAREN上的校友会网页，应当保持及时的更新，确保我们的组织能够拥有完整、准确的信息。

记者：请谈谈您对我们2009年即将举办的的这一届，包括今后的校友会有怎样的期许。

王安：今年的校友会使我开心的是，财政方面的问题终于解决了。那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武汉过来的这位校友，他的成功也许会给我们上海的，尤其是在法律界工作的校友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或者说起到一个推动的力量，我希望明年我们的校友会，会出现更多杰出的校友，比如一流的大律师，或者优秀的自主创业者——几个人一起，把我们的校友会做强做大，到那个时候，这个组织才算真正的活起来了。

我对我们众多的校友们也有一个期望，就是大家都能热情的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当中，更多年轻的，充满激情，和冒险精神的校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我们的组织变成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班子。要知道，若每次活动都只有几个主要负责人跑上跑下，这样导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负责人辛苦，而是整个组织的无力。

另外，2009年的校友会，第一次把场地放在了户外，我认为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我预祝大家都能得到放松、自由、愉快的一天。

记者：最后，作为西北政法在上海的杰出校友，请您给予后辈们一些指点。

王安：我送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勤奋、虚心、灵活。我还要告诫我们每一个来到上海求生的外地学子：不要以为了解上海的文化精髓是一件多么不重要的事情。上海和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同，它已经具有非常成形、别具一格的海派文化，你既然来到这个城市，就必须要了解它，了解之后你要融入它，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被这个城市所接纳。所以不管是文化上，还是语言上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就尽量想办法解决它，还要避免与上海人性格上的冲突。上海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是一个基本比较奉行自由竞争的城市，只要你读懂了它，你将看见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