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堂堂正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求实、求是、求索，坚守治学信仰，虔心守护学术殿堂这片净土，才能不断在学术钻研中推陈出新，为理论创新添砖加瓦。”

这是杨永华教授一生践行的治学之语，也是杨老师学术生涯以及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杨永华，山东东营人，1937年2月4日出生，2020年8月2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3岁，是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之一、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他还是原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法律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西北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法学会副会长。

杨永华是我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法制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他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多项，出版《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百篇，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体系架构进行了深入阐释，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理论概括，为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成果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先生治学风范

立志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

杨永华1937年生于山东东营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时期国乱家贫，5岁时被送到义学读书。抗战胜利后，杨永华正式进入小学、高等小学、中学读书。1957年从北镇中学考学，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杨永华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北大第一届导师制硕士研究生，专注于法制史方向的研究，挂名导师是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日常指导的导师有张国华、肖永清、蒲坚等教授。 

张友渔教授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勉励杨永华树雄心、立大志，把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心设立在新中国，改变中国法史研究落后于世界的现状。当时蒲坚教授在授课时候提及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尚属空白，属于法制史的薄弱环节，勉励大家可以深入研究。当时听课的杨永华萌生了投身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想法。 

1965年学成毕业的杨永华如愿分配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为学生讲授法律。1979年西北政法大学复校，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西北政法大学，杨永华奉命调入西北政法大学，为学生教授法律。直到2002年从他参与创办的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退休，杨永华一直在陕西这片土地上教书育人，讲台一站就是37年。退休后的杨永华仍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不囿于专业或院校的圈子，对上门求教的和在外讲课遇到的学生一视同仁，不遗余力地予以提携关照。

填补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空白

杨永华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工作，首先从漫长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入手。他与方克勤等同事带上馒头、用笔手抄、整理法制档案资料持续了九年之久，积累了百万余字的资料，大大丰富了西北政法大学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史料库。

 与此同时，杨永华与同事走遍陕甘宁边区故地，寻访曾在边区司法行政系统工作过的老革命与知情群众，诸如李维汉、党鸿魁、高桐、封芝琴（刘巧儿原型）、马锡五曾经的同事、案件当事人等，搜集了大量的珍贵一手资料。杨永华在对“马锡五审判方式”、人民司法和黄克功案件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料的发掘整理基础上，编写学术著作十八部，撰写论文八十余篇。

杨永华从档案史料一手资料出发，强调不拔高、不盲从，实事求是地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提炼与总结。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使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领域脱颖而出，使得西北政法大学在新中国法制源头的研究上活水常涌。

追忆先生往事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是由老一辈法学家方克勤、杨永华二位教授带头做起。中坚力量由汪世荣教授、侯欣一教授带头，青年骨干由刘全娥教授、马成教授带头，学承一脉，薪火相传。

杨永华与方克勤两位老师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上，主张实地考察与档案史料相结合，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陕甘宁边区法制在法律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效果。他们二人率领的西北团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实证研究，重视司法档案，注重调查研究，注意在田间地头与群众中间找寻一手资料。今天我们西北团队的陕甘宁边区学术研究也是贯穿了这个思路，走实证路线，将法律放入社会中考察。我们所关注的是从制定法的文本材料出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是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汪世荣

我跟随汪世荣教授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跟杨老师有许多接触，听杨老师讲搜集边区史料的艰辛以及研究陕甘宁边区法律的经验，他特别强调一手史料和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我的博士论文写“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更体会到杨老师研究经验的可贵。方老师、杨老师的研究为我们后辈的研究开创了传统并奠定了基础。

 ——刘全娥

西北政法大学赓续陕北公学红色学脉，用红色资源培养法治人才。我有幸加入这个团队，研究聚焦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探索。杨老先生的代表作《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引我入门，全书文笔行云流水，字句皆经推敲，凝结的智慧滋润后学心田，印象里声如洪钟、性格要强的杨老师以文载道继续培育我们。

 ——杨静

在杨老师和方克勤老师之前，国内革命根据地法制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重点，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基本是空白。杨老师、方老师填补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空白。他们的贡献主要有：其一，基本勾勒出了陕甘宁边区十三年间的法制发展轮廓，这是一个学科初建的基本工作。其二，提供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范式，并为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研究思路、研究路径。其三，规划和搭建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学科的四梁八柱，虽然按照主要部门法分编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法制通史还没有出齐，但按照蓝图搭建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大厦雏形初备，诉讼篇、宪政篇、狱政篇、民法篇陆续出版。其四，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学术传承作出了贡献，培养了一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基本的研究队伍。

——侯欣一

晚年的杨永华教授用心用力地提携了我这个后辈学者，引以为学术知己。说实话，陕甘宁法制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并不是一路坦荡，实际上是笑中带泪、苦中带乐的。第一，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非常重要，研究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个“热门中的冷门，冷门中的热门”学科，真正常年一直致力于研究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学者并不多。第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现在还处在一个正本清源的阶段，我个人以为学术界对它的挖掘远远不够。将前辈的接力棒接过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对边区法制史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源流关系打通，把里面的智慧与理念打通，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手段把它传承下去。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未来走向，一定会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坚实的基础、成熟的理念、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去推演。 

——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