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学老师系我校劳改法学科的创始人，因病于2022年3月21日去世，我校1981级校友孙平教授于2019年专门写了有关赵建学老师的文章，记事翔实，情真意切，今天刊发此文，作为对赵老师的一种缅怀。
编者按
一、 一生只为劳改学
西北政法大学从事劳改学教学和研究最早的、资历最老的教师当属赵建学老师。我们1981级上大学的时候，劳改学是一门选修课，我记得我们上课时就是赵老师上的。在国内劳改学界，只要提到西北地区的学术研究或者说西北政法学院的劳改学代表性人物，都不能不说到赵建学老师。赵老师是西北政法学院劳改学的一张“名片”。在学术圈没有人不知道赵老师。
其实赵老师在学术圈还有一个名声，就是劳改学专业资料专家。大家都知道赵老师的有关劳改学方面的学术资料收集的最多。从陕甘宁边区的监所，到解放初期的大规模劳动改造的开展，到战犯管理所的历程，到文革后劳改工作的拨乱反正，直到监狱立法的讨论等等资料，赵老师都收集了。我记得有陕西劳改管理局和陕西省劳改工作警察学校的人都曾经给我提到过赵老师收集资料的韧性和毅力。一些学生也告诉过我，看到过赵老师家里一垛一垛的码放的非常整齐的资料。
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上午，我在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老师王雁飞博士的陪同下拜访我33年前的老师、27年前的同事赵建学老师。
赵老师知道我要来拜访他，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待我敲门时，开门的是一位微微颤颤的耄耋老人。我一时无法认出来站在我面前的老人就是赵老师！确实跟我印象中的赵老师相差太远了，毕竟我已经有27年没有见面了，赵老师也已经是86岁的老先生了。我仔细看看，他显得非常憔悴，我赶紧扶住赵老师一点一点挪向沙发。赵老师其实已经很少站立了，他在家里是坐轮椅的。
赵老师见到我非常高兴，说知道我要来看他了，他还记得我，也知道我的近况。他说现在很少有原来的同事能够见面。他说我没有多少变化，就是比以前胖了。他还说非常想见我们。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特别是在我的要求下，他讲了他的历史。他说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有一点不对，他文革期间没有在劳改队工作过，他不是从劳改队调动到西北政法学院的，他原来就是西北政法大学的老师，只是他被下发到了地方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不是在劳改队。在我的印象中，赵老师好像是一个领导的秘书，然后到了西北政法学院，但是为什么他能搞劳改学是一个迷。这次拜访赵老师总算是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赵老师是1932年出生于陕西省宜君县。宜君县，位于陕西省中部，靠近陕北地区，以前归延安地区管辖，处于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结合部。1948年3月10日，宜君县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最初属于陕甘宁边区黄龙分区管辖。1950年，黄龙分区撤销，宜君县改属陕西省延安专区，即后更名延安地区行署管辖。1958年12月，宜君县与黄陵县合并为黄陵县。1961年9月15日，恢复宜君县制。1983年9月，宜君县划归铜川市辖地。宜君县属于革命老区，属于解放前革命较早的地区，从那里出来的革命者较多。1949年2月赵老师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奔赴延安，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赵老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算是老干部，退休要按照离休人员对待的。参加革命仅仅一年，即1950年2月赵老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赵老师还不到18岁。之后，赵老师在陕西省委机要室工作，给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秘书长、副省长时逸之当秘书，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过许多公安业务。时逸之是一位老革命，1907年4月30日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晋城特委书记、岳南专署专员、太岳行署秘书长、陕南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院长、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赵老师告诉我，他对劳改工作的理解就是给时逸之当秘书时期开始的。
1956年，经过组织推荐，赵老师在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即今天的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书。1957年，中国和苏联关系开始紧张，当时学习俄语的学生也被分流到其他学校重新学习。只读了一年俄语，赵老师就被分配到了西北大学法律系接着读书，只是学习的内容从原来的俄语变成了法律。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成建制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合并，组建西安政法学院。1960年，赵老师毕业于西安政法学院，并留校任教。留校后不久，学校又更名了。1962年，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院合并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8月，国务院又做出把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分为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北财经学院的决定。1963年9月1日，西安政法经济学院正式分立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
赵老师的一个大学读了三所学校，也是非常少有的事情。赵老师从西安政法学院毕业留校以后，主要从事公安业务课的教学与研究。赵老师说当时的公安业务教研室是他创立的，他也是最早搞劳改业务的老师，当时劳改业务属于公安业务的一部分，赵老师因为带公安业务的课程，自然也就涉及劳改业务课程了。赵老师在当时主要带公安业务课。后来公安业务课程被取消了，但是劳改学课程还依然保留着，从那时起赵老师就讲授劳改学的课程，他还带过中共党史课。
“文革”期间，西北政法学院惨遭破坏，直至1972年撤销。1968年，赵老师被下放到了陕西省大荔县，后来还在韩城县的西韩铁路指挥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修筑西韩铁路。学校被撤销了，自然赵老师回不去了，只好修铁路了，这一修就是十年。早在1958年前后，西安到韩城的铁路就曾经开工，许多路基已经成型，后来因为国家调整建设计划，这条铁路也是修修停停。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西韩铁路正式通车，从此韩城县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古老的韩城县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祖籍就是现在的韩城市，没有想到赵老师还是我们韩城市的修路人，我作为韩城的后人理应感谢赵老师。韩城市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也有赵老师的一份功劳。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老师陆续回来了。西北政法学院是1979年开始招生的，当时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也就是这一年，赵老师又回到西北政法学院。赵老师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校园，他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劳改业务方面。那时，西北政法学院没有劳改法系，只有一个公安业务教研室，赵老师就在这个教研室。公安业务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劳改业务属于其中的一部分。我记得最早研究和讲授劳改业务的就是赵老师了，还有一个老教师叫王柏龄，主要是教教育改造的。后来学校又调来了杨世云、郭延威、阎志明等老师，还留校了几个年轻老师，如毕成、王娟和我。我是赵老师的学生，我们当时上学时有一门课程就是劳改学，当时是赵老师给上的。
西北政法学院在1985年成立劳改管理系，88年改为劳改法系。这个系据我所知是赵老师积极倡导建立的。虽然我们只是上了一门公安业务中的劳改学课程，但是我们都知道赵老师是教劳改学的。我大学毕业前，赵老师曾经找过我，希望我能够到劳改管理系任教。当时感到赵老师非常有激情，为劳改管理系的成立到处奔波，当时还以为赵老师是系主任呢，以为学校让他筹建劳改管理系。后来等我们1985年7月份留校后，劳改管理系也正式成立起来了，我才知道赵老师就是系里的一位普通教师，不是系领导，系领导是另外一个赵老师，即赵金科老师，是搞刑事侦查专业的。赵老师只是热爱劳改学专业，所以替学校做了许多筹备工作。赵老师说，赵金科也是他的老师，当年在西北大学法律系上学时，赵金科就是他的老师，但是没有给他上过课。那时赵金科老师主要负责实验室工作，后来搞了刑事侦查。所以按照论资排辈来说，赵金科老师当系主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赵老师虽然不是劳改管理系和之后的劳改法系的系领导，但是由于他是专门搞劳改专业的，所以在专业方面大家还是承认赵建学老师的学术地位的。学校和系里有什么劳改专业方面的事务和学科建设问题还是请赵建学老师出主意和把关的。但是遇到行政事务方面的问题大家就要找赵金科老师了。在校外，许多人知道西北政法学院劳改管理系和劳改法系的主任姓赵，但是有的人搞不清是赵建学老师还是赵金科老师。参加劳改方面学术活动时，有的人往往把系主任赵金科和劳改业务学科带头人赵建学搞混了。
赵建学老师是劳改管理系和劳改法系的创始人。他一直在为劳改管理系的筹备“招兵买马”。赵老师说，他一直想把劳改学界的著名专家舒鸿康教授吸引到西北政法学院来。1965年赵老师到北京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校培训，然后到北京政法学院进修，就和当时的从事劳改业务教学研究的舒鸿康教授认识了。早期的劳改学的教材就有舒鸿康的大名，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舒鸿康老师又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后来他调动到了上海政法学院。赵老师考虑到劳改管理系要成立了，就四处“挖人”，舒鸿康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舒鸿康教授倒是同意来西北政法学院工作，但是他的夫人不同意，不愿意离开上海，因此就没有调动成。劳改管理系的第一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毛改英老师也是赵老师动员过来的。赵老师说毛老师原来是西北政法学院党史系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公安部十一局即劳改管理局工作，后来毛老师回到了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当了83级年级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赵老师给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院长王陆原提出把毛老师调整到即将成立的劳改管理系，王院长同意了。这样毛老师就来到了劳改管理系被任命为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我1985年毕业时，赵老师就动员过我留在劳改管理系。后来果不其然我被分到了劳改管理系当了老师。西北政法学院劳改管理系最早报给司法部的请示是叫劳改法系的，但是司法部批复下来时给改成了劳改管理系。这个系刚开始是大专学制，学制两年，每年招生100人。到1988年，司法部批复劳改管理系办本科，系名改为劳改法系。赵老师一直伴随着这个系的成长。虽然他没有当系主任，但是从业务的角度来说，大家还是把他视为业务专家看待的，有什么专业问题往往都请教他。
劳改管理系和劳改法系成立后，赵老师依然讲他的老本行：劳改学。随着劳改管理专业的发展，专业分层也越来越清晰了，赵老师后来主要讲劳改法学总论、劳改学概论、中国监狱史等，其他的课程，如狱政管理学、教育改造学、劳改生产管理等课程由其他老师代了。我当时负责讲授狱政管理学，这门课程其实是从劳改法学总论或者劳改学概论中分离出来的。法律系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就只学一门劳改学概论，这个任务主要是赵老师在承担。
二、学术园地默耕耘
1993年，赵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休。随后又被返聘到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当了老师，直到1999年，赵老师才正式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认为赵老师是他们学院的退休教师，因此逢年过节搞活动或教师座谈会时还邀请赵老师参加。
赵老师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按照规定享受离休待遇。另外赵老师是1950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估计在西北政法大学目前是资格最老的党员了。199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赵老师被评为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赵老师和夫人年轻时的合影
赵老师和夫人退休时的合影
赵老师学术上最大的成果就是为后人留下了35万字的《中国劳改法学总论》。这本书于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国内第一部劳改法学的著作，在国内享有特殊的学术地位。赵老师说这本书是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的。当时请了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做序。王仲方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的政治秘书、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青海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期间受到了迫害，“文革”后，王仲方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王仲方在为赵老师的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党和国家关于劳改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国家制定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劳改条例、细则、决定等为法律依据，密切联系我国劳改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而编写的。它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剥削阶级国家的监狱制度，而且还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劳改工作制度，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劳改法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我国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特别是运用了丰富的史料，论述了我国劳改工作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论述了建国30多年来成功改造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丰富经验和成就，论述了当前改造青少年罪犯的新特点、新成就和新鲜经验。这对劳改工作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本书还对中国劳改法学的体系与问题进行了探索，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1991年由杨世光、萧树林主编的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劳改劳教警官必备知识大全》也介绍了赵老师的《中国劳改法学总论》：本书逻辑性较强，语言规范，材料详实，观点准确，结构严密，是广大劳改劳教工作干警、政法院校学生和政法系统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必备读物。
赵老师对他的《中国劳改法学总论》的内容章节都还有印象。可以说赵老师的这本书是劳改法学的“百科全书”，我们来看看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我国劳改法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作用；剥削阶级国家的监狱制度；旧中国的监狱制度；资产阶级国家的监狱制度；苏联、东欧国家的劳改制度；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监所制度；新中国劳改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对国民党和伪满战犯的改造；劳动改造机关；劳改工作干部；劳改罪犯；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狱政管理的概念、任务和原则；执行刑罚；狱政管理的法规和制度；教育改造的性质和任务；教育改造的内容与方法；劳动生产的性质和任务；劳改生产的经营管理；刑满释放；安置就业；对少年犯的管理；监所监察；对劳改机关的监督等。这本书把劳改工作的所有内容都涉及到了，对学术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1979年7月19日《陕西日报》发表了赵老师的《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一文。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赵老师最早的一篇文章。
1982年，《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收录了一篇赵老师采访监狱罪犯的文章《忏悔与诉说》。
1985年，赵老师与西北政法学院的张少侠、葛文合作的论文《青少年犯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三等奖。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科研处汇编的《全国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情况简介》里专门有介绍。
1989年，赵老师在陕西省劳改管理局编的《陕西劳改劳教工作通讯》第三期上发表了《试论特殊学校的理论与实践》一文。
1991年赵老师主编的《中国劳改管理系统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司法部、陕西省社科规划领导小组“七五”重点科研课题，赵老师是这本书的主编，刘怀忠、葛文、郭延威、阎志明是副主编。除刘怀忠是西北大学的老师以外，其他的副主编都是西北政法学院劳改法系的老师。这本书赵老师请了主管全国劳改工作的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金鉴做序。时任司法部劳改管理局局长王明迪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赵老师说编写这本书也是受了学校王陆原院长的影响，王院长当时在研究系统论，赵老师跟王院长的关系较近，也把王院长看中的系统论引用到了劳改管理领域，因此就组织编写了这本书。王陆原院长作为这本书的顾问为这本书定纲、审稿、定稿帮助指导很大。我当时是学校劳改法系的助教，作为该书的编写组成员也写了一章加一节，即罪犯生活卫生管理系统和罪犯档案管理系统的编写。赵老师对这本书有一个介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丰富、完善的过程，需要广大劳改工作干警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成功改造了一大批包括伪满皇帝在内的日伪战犯、国民党战犯。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思想和党的劳改工作方针政策在改造罪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全国广大劳改工作干警默默奉献、辛勤努力的结果。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劳改工作也开始步入改革、开放、发展、完善的轨道，更应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劳改工作的新路子。劳改管理系统是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处理、解决劳改工作问题的实践过程，劳改管理系统工程是研究劳改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的科学。
1992年，赵老师和陕西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学、德育学研究的史明轩教授合作编写了一本学术著作《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和犯罪预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国内较早法学、教育学相结合系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的著作。
1992年司法部劳改专业教材编辑部编辑的《中国劳改学研究》一书收录了赵老师在新疆《劳改劳教工作文集》中发表的《试论我国劳改机关实行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一文。
1993年，赵老师在《政法图书馆》的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劳改管理中的信息》，该文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劳改信息、劳改信息的特点，什么是劳改信息系统、劳改信息的主要内容、劳改信息的传递形式等内容。
1993年，赵老师为全国行为法学会递交了一篇论文《暴力犯罪行为的特点、控制和矫治》。在这篇文章中，赵老师特别指出，严重暴力犯罪是一种危害大、影响坏，对社会治安具有很大破坏的犯罪行为。改造严重暴力罪犯，要着力抓好几个环节：一是动情，即用感情打开罪犯的心灵缺口；二是自责，即激发罪犯的罪恶感；三是自控，即引导罪犯建立自我控制的心理机制。
赵老师从196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开始研究劳改学，“文革”期间中断过十年，1979年继续研究劳改学，到1993年赵老师退休，他在劳改学方面研究的历史有20多年。赵老师是“文革”之后最早进行劳改学创建的老一辈学者，是我国劳改学的奠基人，是当今监狱学和监狱法学的开拓者。我们不能忘记赵老师等老一辈学者的丰功伟绩，是赵老师这一代老学者默默无闻地耕耘才能够带来今天监狱学和监狱法学的辉煌。
三、年逾古稀未了情
赵老师念念不忘的是他还想写一本日本战犯改造的书籍。我在2018年12月8日去他家里看望他时，他还念叨这件事。赵老师说，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划，也有分工，但是他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选题并不感兴趣，把他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材料拿走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任务，材料也没有还给他，他感到很无奈。他认为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段历史写出来很有意义。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于1950年6月，现在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唯一一所羁押与改造、审判战争罪犯的监狱遗址。1950年7月，中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开始正式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在侵华战争中被苏军俘获的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共计969人，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71人。之后，又陆续收押了在国内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的犯有战争罪的蒋介石集团战犯354人。对待上述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改造战犯所确定的一系列政策，给予战犯人道主义待遇，终于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把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改造成为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人。1956年6月—1964年3月间，在该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释放回国。1959年12月—1975年3月间，被关押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对于该所在改造战犯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周恩来总理曾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赞道：“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赵老师还告诉我他跟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先生等人的交往过程，赵老师认为这段历史最好有学者去研究。但是，据我所知，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极少，赵老师不希望这段历史被人遗忘，所以想挑头成立编写组写一本学术著作。现在看来，赵老师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了，因为赵老师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况且他的身体还不好。不过，这段历史应该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作家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小说，1982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品获全军首届文艺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应该说这段历史还是能够留下记忆的，只是赵老师没有办法述说这段历史了。
赵老师说他一直希望写一本日本战犯改造的书籍，他说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去日本参观的8位工作人员他见过7个，只有一个山东的没有见过。他见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三任所长。原来，日本战犯在中国改造后，按照周恩来总理的“一个不杀”的指示，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969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这些人回到日本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不间断开展各种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为了悼念中国爱国烈士，这些人还来到中国访问“再生之地”，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树立了一个“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他们许多人还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写成书，撰写了《侵略》、《三光》、《天皇的军队》、《从中国归来的战犯》等几十本著作。1985年，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过的前所长孙明斋、金源等8人受到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邀请到日本访问，接待他们的正是28年前他们管教过的战犯。世事沧桑，过去的战犯与管教人员都完成了角色转变，为和平走到一起。赵老师说这8个人他拜访了7个。另外赵老师说他见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第二任所长金源和第三任所长。
说起抚顺战犯管理所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周恩来总理曾称赞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战犯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的奇迹”。1950年8月1日苏联移交溥仪给中国政府，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被特赦释放。溥仪写过一本《我的前半生》，很有影响，值得一看。
赵老师一直认为当年学校撤销劳改法系和劳改法专业是错误的。西北政法学院在1999年撤销监狱管理专业，当时系里的名称已经改为法学二系，专业叫刑事司法专业。赵老师认为，现在的监狱需要大量的管理干部，各种人才监狱都需要，西安交通大学就有很多学生到了监狱系统工作。为什么西北政法大学不培养监狱管理的专业学生？他说他现在说话已经没人听了，其实监狱需要专门培养的大学生的。西北政法大学劳改法系的历史慢慢被人们遗忘了。
2018年12月8日，笔者与赵建学老师合影
赵老师的家里有许多书柜，里面放了许多书。在我拜访赵老师的时候，有一位赵老师的老同事来他家里给他还书，那位同事借的书是《盛世警言》。这个人我不认识，他告诉我说1981年我上学时他就在西北政法学院了，是从新疆回来的，一直在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工作。他还说赵老师家的书很多，他还要借别的书。可以看出，赵老师的这位老朋友把赵老师家当做图书馆了。
赵老师因为要给我讲清他的《中国劳改法学总论》一书序言作者是谁？赵老师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自己又一点一点挪到里屋去找那本书，我们等了一段时间，结果他没有找到。我说您不用找了，我回去自己找吧。赵老师不听，也许是他耳朵背的原因，他又出来在客厅的书柜接着找，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结果最后他翻出了一本他儿子早年在深圳时候写的一本书给我，让我看看。我感到赵老师是想儿子了。赵老师告诉我他的儿子是60年的，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还讲了儿子的成长历史。他的儿子现在北京工作，女儿虽然在西安，但是没有跟他老两口一起住，平时老两口都在家，各有一个轮椅，家里有一个保姆做饭照料他们。
我回到广州后，赵老师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微信。他告诉我说，我写的《青春的念想》很实在，文笔也好，把劳改法系的历史总结出来了，做了调查研究工作。还连说了两句：谢谢你！而且赵老师还告诉我，我走的那天他中午破例没有睡午觉，一下子看了我给他留的书40多页。我了解到，赵老师的生活其实是有规律的，中午要睡午觉到下午3、4点，晚上看新闻联播，然后再看一会儿电视就上床了。有的时候看电视就睡着了，但是躺在床上又睡不着，就看看书。一般也要10、11点睡觉。早上8、9点起来。因为行动不便，赵老师很少下楼，偶尔下楼就坐儿子给买的电动轮椅车到楼下看看，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家里待着。
我到赵老师家拜见了赵老师，之后我发了一张与赵老师合影的照片给西北政法学院劳改管理系和劳改法系的学生，学生们有一些回复：
劳88级在宁夏公安系统工作的吉菊平说：赵老师好！96年，赵老师到宁夏招生，我们在家里请赵老师吃饭，再就是，20年西安聚会见了一面。
劳88级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郭清梅说：多年不见赵老师面了，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谢谢孙老师让我有机会一睹老教授的风采。
劳85级在山西职业警官学院工作的赵秀伟说：哇，是赵老师！那么神采奕奕。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看来身体很棒，祝赵老师健康长寿！这张照片，我毫不犹豫地能认出是赵老师。
劳88级在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工作的李忠源说：赵建学教授，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老人家精神不错！
劳86级在青海女子监狱工作的庄雪峰说：赵老师瘦了，不过年龄大了，瘦了健康!
劳88级在内蒙古公安系统工作的孙华说：赵老瘦了！给我们授课时雍容瑞智，平易近人！
劳86级在沈阳生活的韩丽红说：给赵老师带好！还是那么精神矍铄！邀请他到沈阳做客！
其实同学们不知道赵老师身体不是太好，他在家了也要坐轮椅的，他有糖尿病、肾病，身上还挂着一个导尿袋。我估计没有学生看出来照片中赵老师的身上显露出的一个导管。有一个学生说赵老师身体很好，我说：你还是警察呢？嫌这个已经当了一所警察学院的副院长的学生看得不够仔细。我其实还拍了一张赵老师身挂导尿管的照片，但是我不忍心让同学们看到赵老师晚年凄惨的情景。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真的流下了眼泪。
那天离开赵老师家的情形我一直忘不了。我们要告辞了，赵老师非要送我们到电梯口。我和王博士一再要求赵老师别走了，他不听，我们怕他摔倒。但是他坚持一点一点挪动挪动，慢慢地走向电梯处。那一刻我感到赵老师实在是不舍得我们离开他。他多么希望有人陪他聊聊过去的岁月和念想。
赵老师还经常在微信里给我发一些通话录音，有时还要和我微信视频。有一次我发给他一篇学生的访谈文章，他看了以后通过微信语音说了几句话。从录音里能够听到是旁人在操作，赵老师在说话，一连说了两遍。从声音上来听，赵老师应该是有病了，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在他家里我们见面时那么有力，我感到赵老师好像是在病床上。
2019年1月25日，我收到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王鹏飞博士的短信：孙老师好！我今天来赵老师家探望，赵老师说您前一段给他发的一个文件，他打不开，今天打开发现过期了，您能再给赵老师发一遍吗。赵老师最近摔伤了，骨折了，我于是来看望赵老师。
我嘱托王博士要经常去看看赵老师，因为王博士是现在西北政法大学唯一一位立志研究监狱法学理论的老师，她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王平教授的博士生。王平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我国第一个监狱法专业博士，他的学生能够来到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监狱法学，这使得我看到了我国劳改学奠基人赵建学老师的继承者的出现，我感到西北政法大学监狱法专业能够延续下去了，所以我鼓励王博士要经常向赵老师请教，多去看看赵老师，把赵老师未尽的事业要传承下去。
孙平，我校1981级校友，现在广东开放大学工作。该文写于2019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