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萦怀无绝期
不知何时，又是什么人，在自己学习的学校前加上最能表现人类伟大情感的字眼“母”字，从而，“母校”这个类比如母亲般的伟大称呼，就被世人所自觉接受。是啊，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父母，铸就了自己的肉身的话，那么，母校在肉身之外，铸就的却是每位学子的魂灵。人皆云：人的塑造，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管齐下，信然！
笔者迄今接受过四所学校的教育，分别是甘肃省甘谷县何家坪学校（小学、初中）、甘谷县第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和山东大学。这些学校，都给笔者的心智成长留下了深深印痕。我的身体人格、思想历练、意志打磨，除了父母给付的良知、良能外，就是这些学校教育的结果。多年来，我在多篇文章中谈及这些母校对我的决定性影响。今天，恰值我的大学、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学院（大学）恢复招生三十周年，在学校举行庆典之际，把这所学校带给我的深刻影响，再次借诸文字，留在这里，以表达一位学子的心路和心愿。
1981年，我高中毕业当年，顺利考取大学。公社用有线广播传递来的消息，我本人、甚至我们家人都未听到，而是乡邻们听到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地在乡间扩散的。我最先知道这一消息，是当时年龄尚小的堂妹气喘吁吁，跑到半山腰来告诉我的。我当时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从家乡的山顶上走下来，或许是山下村庄里的小妹在急切地等我回来，她在村头一看到我从山上下来，就一边喊着“三哥来了，三哥来了”，一边快速地朝山上跑来。在半山腰快和我见面时，她才从嘴里激动地蹦出几个字：“三哥，你考上了！”
闻听这一消息，当时究竟是何种感受，如今实在回想不起来了。唯一能回想起的是：当时在疑问：我究竟考上了哪所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前几年考完大学、知道成绩后，才由考生自己填报志愿。但从1981年起，甘肃考生在高考结束后几天，就要填报志愿。而我仍依照前些年的惯例，考完之后就回乡务农去了，所以，谁给我填的志愿，究竟填报了哪所学校，我都丝毫不知（事后才知道是住在县城的班主任颉正生老师给我代填的）。
自从知道考取的消息后，一直在盼录取通知书，但每次邮递员来，都说没有。直到有一次，邮递员说，你还是到学校去看看吧。为此，正在病中的父亲多次催我去学校，但那年淫雨肆虐，从这个叫谢家沃的小山村，到我就学的中学，需要经过两条悬崖壁立的深沟。出于安全考虑，一直没成行。直到有次父亲以二哥数年前不及时主动地去拿录取通知书，上高中的名额被他人顶替占去为例，督促我快去学校时，我才拔腿赴校。到学校，顺利地在“王老头”那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了！准备返家时已近黄昏。路上，因暴雨冲溃了一座土坝，我沿原来土坝的坝基回家，几度陷入泥淖、差点一名呜呼！还算命大，有同学来坝上挑水，看到我陷在泥里，不能动弹，赶快去他们村上喊来几位村民，大家才用绳索、扁担把我硬生生地拖出泥淖，我才算捡了条命！
回到家，家人乡邻拿着通知书，你瞧瞧，我看看，但对西北政法学院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上个子丑寅卯来。只有一位堂哥说：按通知书上说的，学校应当在西安郊区。说实话，当时听到“郊区”这个词，我很陌生，忙问堂哥：“郊区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在城外面”。这位堂哥五十年代在兰州当过工人，对这些有些了解。至于法律系究竟学些什么，毕业后做什么，我和家人更是一概不知。直到一位老大娘问起：“孩子，你将来出来（毕业）后干啥的？”我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回答不上来！好在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出来替我说话，我才知道我将来毕业后“还不是用绳绳绑人的”！
临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天空仍然淫雨不断！去学校的那几天，大哥陪我先到小姐姐家，住一宿后，再到大姐姐家。晚上，住在四姐姐家——因为四姐家离火车站最近。第二天，要出发了，暴雨仍然下个不停！从四姐家到最近的火车站——朱圉站，要经过一道陡峭的山坡。在路上，这样大的雨，如此泥泞陡峭的羊肠小道，一个人想要直立着行走，几乎不可能。而我更是一位文弱学子，所以，四姐夫、四姐、大哥三人拿着铁锹给我铲台阶，我则几乎臀部坐地，双手后背着着地，艰难地走过十华里左右的山坡，终于到了朱圉火车站。临行出门前，家里人说我要坐客车到天水。当时，客车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就问家人，客车有篷子吗？为此，据说我离开家后，父亲一直很不放心！
火车到了天水，因陇海线天宝段被暴雨冲垮，我只能坐汽车绕道六盘山，到宝鸡后再转坐火车到西安。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到了古城西安，到了我的母校——我心目中豪华气派的西北政法学院。但是，到学校后发现，母校并没有想象中的气派豪华，反之在精致、典雅之外，还略显荒芜。一进拙朴的校门，左右两边是土灰色的教师宿舍，正对面是一座五层的苏式大楼，两侧的裙楼通过天桥和主楼连接起来，显得浑然一起，古朴大方。楼的正前面一个小小的花园里，有一株参天的雪松（可惜，后来被大风刮断，令我们这些学子不无伤心！），高洁妩媚，成了当时不少学子留影的主要背景。从校门到主楼的通道两旁，是参天的梧桐树，夏日里，浓荫密布，是傍晚师生散步的最好去处。再往里走，有一座大礼堂，此后四年间，凡是重要的学术报告，或者我们全年级合上的大课，都被安排在这座气派、宽敞的礼堂里。礼堂的后面与南边，分别是学校的主操场和篮球等球类、体操类体育场，再往西走，是四座学生宿舍楼，依次是北楼、中楼、南楼和老西楼。这就是当时校园的大概。因为过了一个假期，校园的操场上、木工基地等处杂草丛生，我们新生开学报到后首先做的一项集体活动，就是在老师带领下清除杂草。
学校的周遭，基本是农村和农田，东边过了马路，就是一片桃园，把我的母校和西安外语学院分开；北边一片开阔的农田远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南边直接挨着杨家村和吴家坟，还有一座解放军的干部疗养院；西边的农田更为开阔，过了这片农田，就是西安革命烈士陵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可谓清静自然。
我们是恢复招生后进入母校的第三级学生，全年级共八个班，四百人。其中法律系六个班，三百人，学生来自西北五省和内蒙古；政治理论系（含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两个班，一百人，学生全部来自陕西。开学后同学们之间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是你考了多少分，我考了多少分。当时，我在来自甘肃的全部七十多位学生中，成绩是倒数第一名，都不好意思和同学们说起。所以，有幸能到母校学习，一是要感谢中学时的班主任，二是要感谢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但尽管如此，因为前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依然让我对在这座学校学习法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信心。所以，一度时间，很想转学哲学。可因为哲学专业只在陕西招生，也就作罢。这种情结困扰了多时，直到王陆原先生在新生开学典礼的大会上讲：“学习法律专业的同学们，你们是祖国未来的治国之才”时，我才逐渐地改变了对法律专业的看法。但尽管如此，在很长时间中，我对法学投入的精力很不够，更多的时间，安排看小说、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了。这种情形，直到上大三时，才得以根本改观。
随着对法学专业学习的深入，主要的法学课程在大三时都全面开设了。对法律的认识，也由当警察、“用绳绳绑人”、专政的“刀把子”，提升到对公民交往行为的权利保障、义务遵守视角去思考。那些年，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在今天看来尽管建树不多，但学术争鸣现象开展得有声有色，绝不像如今这般，学术争鸣似乎要销声匿迹了！当时关于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论争，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社会性与人民性的论争，关于中华法系特征的论争，关于打击犯罪要单独“从重从快”，还是要“依法从重从快”的论争，关于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和既不能搞有罪推定，也不能搞无罪推定的论争，关于犯罪因果关系的论争，关于法律与政策、形势关系的论争，关于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关系的论争，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等等，都对我们这些天生就好奇的年轻学子是一种深深的诱惑。看那些论争的文章，听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既兴奋，又感觉特别的奇妙！在这里，我充分地领略了在乡村里所无法领略的见识：原来对一个问题，可以如此地从不同视角进行论证，甚至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不禁让从山里走出来的毛孩子滋生了某种朦胧的主体意识和自治、自主的自豪！原来学习法学可以如此自由地发表主见，表达思想！
或许是受学术界这种开放精神的影响，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课是讨论课。几乎在每次讨论课上，我都是发言最积极的学生之一。尽管初来乍到，我还带着浓重的乡音，但在讨论课上，乡音的困扰并没有阻挠我发言的积极性，并且在发言中，最喜欢和同学、甚至老师真诚地辩论。与此同时，把过去写作诗歌、甚至写作小说的积极性投入到对论辩文章的写作上来。这种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论辩活动的行为，既锻炼了我的口才，也迫使我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期望借助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来反驳别人的观点，使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圆其说。当时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廖德功、陈涛等老师，和我们一样，喜欢辩论，并且经常主持我们的课堂讨论。即使那些年长的老师，如教授经济法学的徐德敏先生、教授民法学的寇志新先生、教授刑法学的吴孝先先生、段立文先生、教授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的方克勤先生、段秋关先生，以及教授哲学、经济学、党史、国际共运史的一些老师，都特别倡导学生的独立思考，看中讨论课堂上的自由发言。这又无形中助长了一位年轻学子对独立思考和学术探索的热情！这种情怀甚至延续到学术讲座中。
我上学那会儿，母校的学术讲座也比较多。至今记忆犹新的如钱学森、李德伦、温元凯、熊映梧、朱家明、黄江南、吴家麟、吴大英、许崇德等著名科学家、指挥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讲座。在如上讲座中，尽管有两次讲座因为演讲者对母校、或者对母校摄影师的不敬，我带头离开会场，但绝大多数演讲，还是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阶段，很能表现演讲者和听者的互动、质辩，体现演讲现场的学术关怀和学术精神。我也尽量提出我的质疑，期望能得到演讲者的指教。记得熊映梧演讲时，继续以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四环节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阐述商品经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演讲结束后，我提出了如下问题：严格说来，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不存在“分配”这个环节的，“分配环节”是计划经济的概念。虽然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研究文学问题的学者（一时记不得是谁了）到母校讲课，对“文以载道”的命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恰恰是这种命题，把我们的作家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不能产生纯粹的、彰显人性的文学作品。但在末了，他又强调，中国的作家必须深入实践，深入到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中去，写出能真正反映时代特色、关注民生疾苦、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演讲结束后，我立即用纸条写下我的问题递上去：“您一方面反对‘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强调作家深入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要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特色、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问题’，请问，您的这种主张是不是仍然是一种‘文以载道’？”该演讲人看到我这个条子，并给在场的所有听众念出来之后说：“这表明我的听众和我一起在思考，我很高兴！”为此，他对自己的演讲进行了反思，说是深受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云云。
还有一次，是我敬重的宪法学家
当然，母校给我的，更是各位老师们亲切的关怀和精心的指导。还记得
正是母校的悉心栽培，严格教育，才让我从一位乡下小子、一位“要面客”，成长为一位在国内法学界稍有影响的学者。记得大学毕业后不久，我的一位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同学来信说：“我们西北政法学院没有知名学者，这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前途。”接到来信，我这样回复之：“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有不用心的学生，没有不尽心的老师。只要你想努力，母校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足以让你很有前途！”现在看来，我的话或许有些绝对，但这一直是我真心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也一直是促使我不断奋斗的动力。也正因如此，不论走到哪里，对母校的惦念、萦怀，就如同惦念、萦怀自己的母亲一样，永远伴随着我流浪的脚步、探索的足迹和报恩母校的心思。
衷心祝福我的母校、我的大学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作者：谢晖，81级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