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我人生事业的起点
田文昌
文革、知青、一步之遥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我成了“动乱”时期最“幸运”的一代人。
1966年，我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任何人都对之茫然的“革命风暴”中，同一切青年人一样，我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洗礼。
性格使然，“文革”初期，因替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鸣不平，被取而代之，我成了反革命。接下来，又成了造反派、黑五类。自1966年至1968年的三年中，我迷茫过，狂热过，消沉过，苦闷过，又逐渐地冷静下来，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我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也读作为“反面教材”的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后来，又读历史、哲学、经济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因为，在狂热过后的思考中我开始困惑，而又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任何答案。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却为我将来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回城后，先做中学教师，又调到工厂当工人，做职工教育。直到1980年，我经历了很多，却始终没有机会去读大学，我的学历还是一个高中生。
从1966年到1980年，历时十五年，在这人生的黄金时代，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把自己历练成为一个强者。但是，却由于无法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而在专业上一无所成。后来想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十五年中，我为了寻找答案而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思考。
看来这正是我与西北政法结缘的基础。
1980年，我以同等学历破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学院的刑法硕士研究生。那一年我已经是33周岁，过了而立之年。我阔别了学生生活十五年后，第一次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由一名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了第一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媒体报道称为自学成才的典型。自此，我有了自己的专业，确立了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后来，我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成了中国的著名律师，中央电视台专访报道的《东方之子》……直到今天，这一切都开始于西北政法大学。
任何时候，我都会感慨万分地说，西北政法是我人生事业的起点。
校园巨变，今非昔比
今天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们，不会想象出30年前刚复校时西北政法学院的样子。
1980年，当我欣喜若狂地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已经身在校园之中的我，还在寻找西北政法学院，因为我无法相信这就是西北政法的校园。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当我确信再也没有遗漏的时候，失落感油然而生，这哪里是大学？简直还不如一所像样的“中专”校园。
那时西北政法的校园，几乎连散步的地方都没，比今天的老校区还要缩小一圈，而且还不完全属于西北政法所有。当时的西北政法校园，印象深刻的场所之一是学生食堂，两间不大的学生食堂，每天全校师生都在那里排队打饭，用餐，还包括全省各地来校进修、培训的政法干部。习惯使然，因陕西有些地区的人喜欢蹲着吃饭，有些进修者总是蹲在食堂的高凳上用餐，这样一来，坐凳变成了脚蹬，通常很难找到一个干净的凳子，大家也就只好站着用餐了。好在我们几个研究生因“稀有”而享有“特权”，每人一个煤油炉子，单起炉灶。所以，也就是只是去食堂买点儿主食，而免去了站立吃饭的修炼。
值得一提的还有操场的利用率非常之高。当时学校的体育活动似乎受到格外重视，每天早晨跑步，做操从不间断，下午操场内的球类活动十分活跃，那时我们硕士研究生只有五个人，经常混在本科生之中一起活动，打排球、篮球，其乐融融。由于每天坚持体育活动，读研的三年虽然很苦，却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期。
但是，那时的操场还达不到四百米跑道的标准。
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真正是“今非昔比”了，有时我会想，如果有可能，宁愿重来一次，体验一下今天做学生的感受。
欣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走出来了，成功了，我们没有辜负母校西北政法！
我希望校园的巨变能带动学子的巨变，校园环境今非昔比了，学术水平今非昔比了，学子的成就也应当今非昔比。今天的学子们，应当飞得更高、更远！
师生情深，终生难忘
作为第一批硕士生，条件是艰苦的，政法学院刚刚复校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没有教材，没有参考书，师资缺乏，甚至连教师自己也是从头学起，教学、科研都是处在摸索之中。
然而，作为第一批硕士生，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是首批，又人数极少，我们真是享受了难得的VIP待遇。我们与导师的关系十分融洽而密切，在导师那里，我不仅学习知识，也学会了做人的准则。
我的两位导师：周柏森教授，解士彬教授，两位恩师都已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的教诲。
周柏森教授资深而严谨，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曾做过“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读研三年中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当中，我们对他的求教不分时间，不拘于方式，可以毫无顾忌地与他探索和争论任何问题，几乎已经没有了师生的界限。他读博士的小女儿曾经问过我，她很难理解我们与周老师的关系为什么能够那样的密切而平等，她对自己的导师是绝对不敢如此“放肆”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今天能够成材的秘诀，因为周柏森教授教会了我知识，也教会了我做人。今天，我也像周老师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
解士彬教授，思路开阔，才华横溢，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因被打成右倾分子，而被贬到中学教书，直至西北政法复校时才进校执教。解老师外语好，精力充沛，因相对年轻一些，与我们更是完全打成一片，毫无距离。有一件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的事例：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经解士彬教授修改后，几乎通篇都变成了红色。而在最后完稿之前，解老师竟然在我的寝室里陪我彻夜修改，直到完成。在解士彬教授那里，我才真正学会了如何写论文，也学会了以后如何教我的学生写论文。
令我更为感慨的是，我的两位导师都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在复校初期，因资料匮乏，两位导师担心自己的资讯有限，观点偏颇，便鼓励我到全国各地去请教名师。他们凭借个人的老同学、老朋友关系，多次修书介绍我去拜师求学，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在三年读研期间我访遍了国内的刑法学界的前辈名师，实现了他人所没有的“游学”经历，也学到了许多在一所大学里所无法学到的众家之长。
直到今天，我可以感慨万分地说，能达到周柏森，解士彬两位教授如此境界的人，绝不会很多；我还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像我这样如此幸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在两位导师的身上，我懂得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知识重要，胸怀更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博大的胸怀和远见卓识，使我可以博采众长，知识放大了若干倍。我在众多的前辈法学家那里学到，悟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所无法教给我的知识，但是，这一切都源自于我的这两位导师。
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柏森教授和解士彬教授没有机会更充分发挥它的才能，他们在学界的影响与他们的实力不相匹配。但是，这绝不影响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作为学生，我更了解他们；作为学生，我有责任去延伸他们的事业；作为学生，我要用自己的成就去证明他们的实力！
三十年过去了，我伴随着西北政法的复校而成长，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而成长。
对我来说，事业犹如生命，而我事业的起点，就是西北政法大学。
希望每一位从西北政法大学走出来的人，都把自己的辉煌当成母校的辉煌！
祝愿西北政法大学，明天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