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微凉

1979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年，考上大学、开启新的人生，“十年寒窗苦读日，今朝金榜题名时”。当时的感觉虽没有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样得意忘形，但确是非常高兴和开心，那一段时间兴奋之情从身体的各个细胞迸发出来，颇有一种志得意满之感，甘肃18万考生，预考后参加高考5.2万，最后录取4300余名，录取率2.3%，真正觉得是天之骄子。6月高考、7月填报完志愿后，我就急切等着录取的消息，因为高考成绩出来后觉得比较理想，所以并不担心落榜。但通知书迟迟未到，还是有些焦虑，每天出去到同学那里转悠，四处打听消息，回到家里也是时时出门引颈而望，看看邮递员出现没有，这种忐忑盼望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八月份，西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父母和两个弟弟也是高兴万分，富家的历史上终于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1979年10月学院召开迎新大会）

学前准备

欣喜之余便开始了入学前准备。按照学校通知书要求购买了《毛泽东选集》1至5卷，购置了书包等学习用品，准备了行李被褥、换洗衣服。在一个周末，父母带上我到百货商店选购了两套衣服毛料，专门到裁缝店为我量体裁衣，当时毛料属于比较高档的。之后又到钟表柜台打听手表价格，花费200元左右买了一个大件，一块英纳格手表，戴回家后左看右看觉得表确实好，但价格不菲，两个弟弟很羡慕。父亲也一直巴巴的看着，考虑到父母辛劳不易，且也没有享受过此等贵重用品，我决定将新表留于父亲，父亲的上海牌手表归我。准备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此期间，联系上了同城的关维德同学，毕业于白银二十一中，比我高一届。出行的日子到了，9月3日左右，带着父母关切和期盼，带着亲人的牵挂和梦想，带着同学真挚的友谊和祝福，远行启程了，当时行程是从白银乘长途班车到兰州，之后从兰州乘火车到西安。班车启动那一刻，我回首相望父母亲人，只见母亲泪水喷涌而出，真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一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入学报到

从兰州出发后，经过一夜的连续颠簸，我们终于到了西安。下了火车，对于没有去过大城市、未见过世面的17岁少年来说，处处都新鲜，出了车站，眼睛就不够用了。只见站前广场行人熙熙攘攘，一片片蓝绿色服装，鲜有花色点缀。出站不远，双目寻觅，终于看到了西北政法学院新生接待处，之后工作人员热情的把我们送上学校接送车辆。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文革中断招生复校后的第一届，到校后报到分到了法律系五班、简称“七九五”，后又按照导引找到了宿舍，位于西二楼东侧的一间，同宿舍7人。稍后不久，相伴四年上下铺的刘作翔同学报到了，考虑到时间还早我和作翔兄约定先熟悉校园环境，之后进城浏览市容，校园不大，布局紧凑，一进大门，两侧是非常高大的梧桐树，叶冠给主干道搭起了一条绿色长廊，长廊的尽头是挺拔的迎客松，之后是学校最宏伟的建筑-位于校园中央的办公教学楼、大礼堂，两侧辅楼是图书馆，建筑具有50年代苏式建筑特点，楼后有几排平房作为教室。教学区后是运动场，最后是生活宿舍区。总之，学校虽然和我想象的有些出入，但大体上是认可和满意的，尤其是学校老师的淳朴热情，南来北往同学的欢欣激动。由于学校才恢复招生，百废待兴，我们报到时，原“西安师范专科学校”牌子还挂在学校大门上，还有部分学员也在校内学习，直到一年后才结束撤离。

我的宿舍

熟悉完校园情况，我和作翔同学就乘3路公交车进城了，上车后听着售票员说着西安口音普通话，我觉得特别洋气。到城中心钟楼后，我们开始了步行浏览，围着城墙主线一处一处参观，东大街、西大街、解放路，从东门转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到夕阳西下时，我们意犹未尽的踏上了回校之路。到了宿舍，发现同舍同学都来了，吃惊的是早晨我来时行李放在下铺，现在不知为何到了上铺，另一惊奇的是同学年龄差距特别大，最大的50年，文革中老三届，已近30岁，最小的64年，入学时才15岁。我们宿舍除了我和兰州去的冬冬同学是应届生，其他都是50年代的，工农兵齐全。长老朱金生，北京人当过兵，来自青海工厂；老二刘兴魁、兰州榆中人，大队支书，入学时22岁，入学后身高长了4厘米；老三刘作翔，来自平凉工厂，勤学苦学典范，后成中国中青代法学家；老四王哲昌，来自白银企业，后到北京法律系统工作；老五樊巨涵，来自兰州军区，毕业后回到军队司法部门；老六富艳春，白银公司二中应届毕业生，后回甘肃工作；老七李冬青，兰州十四中应届毕业生，后到兰州大学教授法学。我们宿舍七个年龄各异、情趣各异、地域各异的同学组合到一起，朝夕相处，共同学习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一年后调整宿舍，但结下的珍贵情谊终身难忘，可以说惠及一生。

（1979级学生在宿舍学习讨论）

大学初始生活

对于西北政法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学校非常重视，1979年9月10日左右，学校召开了欢迎新生入学大会，老革命、老院长王云作了欢迎讲话，来自西北五省的350名同学参加这次隆重的欢迎大会，之后，大学的学习生活渐次展开。法律系五班50名同学来自西北五省，其中陕西同学比例最高，其次是甘肃、新疆，男同学43名，女同学7名，号称七朵金花，分组后产生了班干部，第一任班长董暤，毕业后回陕北，后又奔赴广东，现为中国著名法学专家，我们宿舍长老朱金生任生活委员，组长为卢庆，号称足球明星罗西。

作为学校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学校只设立了2个系，法律系和政治理论系。法律系课程设置是必修课25门、选修课6门。上课时公共课、大课都在大礼堂，大礼堂建于五十年代，木条长椅，初入学时秋风习习，到了夏天200多人挤在一个空间，虽头顶风扇“呼呼呼”喘气运转，奈何西安天气炎热，往往上完课已是挥汗成雨。其他专业课教室相对固定，在院子中间几排平房。第一学期，大课多，公共课多，逻辑学、党史、国家与法的理论等，都在大礼堂学习完成，虽然条件相对艰苦，但同学们都很乐观，积极向上、学业刻苦。记得公共课汉语言文学第一次考试，我考了96分，下来同学们反响很大，但后面年龄小，学习韧劲、苦劲不足，目标方向不明，很快就被超越了。

（1979级法律专业学生在大礼堂上课）

在大学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就是体育课。中学时代正值文革后期，学校忙于革命、斗争、运动，无暇顾及体育课，恢复高考后又忙于学习复习，把耽误的功夫补回来，体育课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大学可不一样了，变成一门必修课，考试必须合格。记得第一次测试100米，大学达标标准是男生14秒，我跑了15秒多，来自甘肃省话剧团的范业韬16秒多，可见体能差距确实大。还有排球课、篮球课，体育代课老师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授课非常专业认真，一招一式不打折扣，每次上完课都是汗流浃背、受益匪浅，到毕业时我的100米、1500米必考课目终于达标了。

（1979级学生参加越野赛）

（1979级学生参加5000米长跑）

校园文化

西北政法的校园文化可以说独具特色，到现在大家都记忆犹新。学校虽然体量不大，和当时西安交大、西工大、陕师大、公路学院、四医大等不在一个层级，但师生团结、心劲高，各类人才齐全，体育、文化、文艺、专业等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开学不久，学校组织成立了乐团、文艺队，体育方面篮球、排球、足球、田径、体操等，其中篮球、排球、田径在陕西省高校运动会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取得了较好成绩，五班多人入选学校男女“三大球”球队，男同学有郭永辉、刘作翔、安广河、许少英入选男篮和男排，女同学有申延珍、梁临霞、张新华入选女排，男子足球更是一枝独秀，占据了校队半壁江山。群众性的体育文化活动也非常活跃，每年召开运动会，靓男俊女大显身手，郭永辉同学中长跑，梁临霞同学体操，在全校是一骑绝尘，实难望其项背，杨志敏、刘彦宁、李冬青100米在全校也都是佼佼者，申延珍的女子中长跑，宦洁同学100和200米也很有竞争力，后来二人终结神仙眷侣。在大三以前，学校每年组织春游或登山等活动，10来辆大轿子车依次排开很是壮观，浩浩荡荡开向山麓、湖泊、博物馆。记得先后去过南五台山、翠华山、骊山、兵马俑等名山盛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登山、游湖、参观场景到现在我还记得，刘玉龙同学身材瘦小，登山时每次名列前茅，通过春游同学们加强了交流、锻炼了体魄、增进了友谊，开阔了眼界，可以说收获非常之大。

（1982年冬天，七九五班部分同学在校足球场留影，左起刘彦宁、杨志敏、郝永平、富艳春、刘小军、刘育龙）

二

回想起大学生活，仿佛就在昨天，当时没感到中央的决策英明和小平同志的伟大，现在回想起来，真正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带来了祖国的春天，我们作为“春天的故事”的主角、参与者，经历了国家发展变化，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1979年，我们学校和国家一样，万象更新，79级同学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学校、下乡知青，经历了文革、思考着人生，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当时呐喊着“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经常热烈的讨论着从人生责任、国家民族、历史担当到依法治国、国家与法、刑责相当等课题，学生们对学习法律、报效国家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混合宿舍

1980年秋，大二入学后，原占用单位搬离，80级新生入学，学校对学生宿舍作了调整，79级法律系全部搬到南楼，8人一间，房子比西楼大一半，但住进去还是拥挤。我有幸分到了混合宿舍，舍友四班3名、五班3名，共6名同学一个宿舍，相对宽敞，关键是宿舍有4名同学是西安的，周末就回家了，宿舍就变成了我们活动礼堂，这是后话。先说说我的舍友，老大杨青年，来自西安工厂，思想成熟、考虑周密，四班干部，威信高，后到海南工作；老二王勉，来自西安企业，社会经验丰富，处事全面，毕业后进入陕西公安系统；老三刘作翔，来自甘肃平凉，毕业后读研，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著名法学家；老四赵旭东，来自西安，毕业后担任过律师，后任西北政法大学民法学教授；老五相志成，来自西安部队大院，常年穿一身旧军服，学习勤奋，后进京赴中国残联工作；老六富艳春，来自甘肃白银，毕业后回甘肃工作。我们宿舍六名同学虽来自不同的社会家庭环境，爱好情趣各异，又是两个班级，但非常团结，大学期间结下了深厚友谊。2008年，赵旭东同学来兰州参加法律学术研讨会，同学宴请欢迎，结果一醉方休，进了医院输液洗胃。学习刻苦也是我们宿舍特色，尤其是刘作翔、赵旭东、相志成三位同学，可以说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每天早出晚归，有“凿壁偷光，牛角挂书”的感觉，真让我等佩服。杨青年同学学习也是比较用功，但是担任班干部，社会工作占用了一定时间，属于复合全面型学生。王勉兄和我以应对考试为主，虽说学业没有建树，但四年学习对人生修为重塑还是帮助甚大。

（1982年冬，学校操场七九四和七九五混合宿舍同学合影，前排左起王勉、赵旭东、相自成，后排左起杨青年、富艳春、刘作翔）

起步冲刺

短暂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同学们很快就进入了为“振兴中华”而学习的冲刺状态，特别是50年代年龄大的同学，使命感紧迫感特别强，善于思索、长于研究，目标明确、学习刻苦，带动着应届年龄小的同学紧紧跟随，不敢松懈。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间课余，同学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学习交流研讨，每次课堂讨论时同学们都是认真准备，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充分表达各自观点。我的下铺作翔兄则是更为刻苦，每天天未亮即出、日落还未归，四年的苦读成就了一位中国法学专门人才。还有就是对同学们学以致用感受颇深，如课堂上的模拟法庭，由同学们分别扮演审判人员、公诉人员、辩护律师、当事人，庭审时同学们依法依规、引经据典，围绕罪与非罪激烈交锋，那个场景至今记得。学习的另一个点滴，是图书馆占座位，图书馆安静和良好的学习氛围，吸引了大批同学前往学习和研究，随着80级、81级同学入校，学校图书馆愈发显得窄小局促，每次都得提前去占，尤其是期末考试时就更趋紧张，每次都得提前去，方得有一席之地。八十年代初，学校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学习氛围真是难忘，正是这种学习精神和劲头，79级学生走向岗位后很快就成为了祖国法律行业的行家里手。

 （1980年夏天在教室前面树荫下学习，富艳春、刘彦宁）

阅读名著

大家可能看过梁晓声的小说《知青》，在21世纪初改编成了电视剧，这里面讲到书的故事，知青主人公为了保存收藏世界名著，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文革十年浩劫，对国家、民族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文化教育只是一个缩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青年人要阅读中外名著可以说难上加难。从小学到中学，我看的书屈指可数，空有满腔学习报国之志，却难以施展抱负雄心，在文革各种左上加左的路线高压下，一片凋敝，文化出版更是重灾区，书店有限的除了红宝书就是样板戏、高大上的英雄。

文革结束，祖国的春天来了，文化出版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推出各种中外名著、科学技术、历史文化书籍。记得入学不久我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在高中听老师讲过的名著历史成了我的至爱，开始了井喷式的爱书、选书、读书，尤其是世界名著，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图书馆女老师很和蔼，见我年龄小还问我是不是15岁，当时全校最小的是我班的魏文德，小魏同样爱书，为了看书可以一天不下床（住在上铺）。大一时每周至少要去两三次图书馆，每次借到一本好书，一鼓作气、手不释卷，如果是周末可能通宵达旦。每每进入书中的世界，便会被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所牵引，关注其人生跌宕起伏，对书中描绘的自然社会环境感受极深。大学一二年级，读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夏洛蒂《简爱》及司汤达、雨果、大仲马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大学的前两年，无选择读书使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大三以后接触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宋代诗人陆游后又喜欢上了诗歌。书籍使我看到的、听到的、感悟到的人生社会自然更开阔、更清晰、更深厚，书籍是文化的桥梁、是精神的灯塔、是指路的明灯，使我思索、使我深虑，开阔视野、纵横寰宇，助我前行。

（阅览室静心学习的1979级学生）

食堂大字报

初入学，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学生发放助学补贴，助学金分五等，一等20元，其他依次递减，五等8元，原来工厂的、部队的实行带工资上学，好像不超过30 元，我因家庭经济紧张，评为一等助学金。当时学校才恢复招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食堂只有2个（学生、教工各一），另外有一个非常小的民族灶。初期实行饭票制，每顿有三四个大锅菜，凭票打饭，量少质弱、油水稀少，同学们往往未到饭点已是饥肠辘辘，吃的不好、但花费不少，每月伙食支出最少在15元以上。时间一长学生们意见很大，加之文革已结束，民主意识萌发、主体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对各方面意见不满就集中到食堂伙食上。初期有年龄长的朱金生等同学议论酝酿，商议给后勤部门反映提意见，后在大家共同响应下，终于发展演变成一次大的抗议事件，同学们在食堂、礼堂周围贴满了大小字报和漫画，发出强力呐喊，学校对此事非常重视，派出校级领导牵头处理解决问题，经过上下发力，伙食问题圆满解决。学校成立了伙食委员会，吸收学生代表参加，我班生活委员朱金生担当重任，任伙委会成员，共同监督管理伙食，此后伙食品种丰富了，价格也趋于合理，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办出了西北政法的特色，有一道菜“蚂蚁上树”变成了招牌，这也是全体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

（1979级同学正在食堂窗口打饭）

勤工俭学

班级架构完善后，就谋划开展一系列文化课余活动，但苦于经费捉襟见肘，遂发动全班同学筹集，决定开展勤工俭学挣班费。大一的一个周末，在班级团支书曹成力积极联系下，全班男女同学集体出动，去南郊砖瓦厂拉砖，两三人负责一辆架子车，装满后拉往指定地方，虽然拉砖的活又脏又累，非常耗费体力，但大家情绪非常饱满乐观、团结一心，没有同学埋怨牢骚，半天多时间战果不俗，圆满完成了劳动任务，挣得不菲的班费。当然同学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体力，晚上食堂打饭，我打了4个馒头，8个炒鸡蛋，外加1大碗稀饭，真是体力有点透支了。四十年过去了，想起大学生活点点滴滴还是那么甜蜜。

 元旦包饺子

“七九五”班是一个团结温馨的集体，同学们之间非常友爱关心，充满了大家庭温暖。大二的元旦，班委组织在校没有外出的同学包饺子庆祝新年，记得有十名同学参加，其中有朱金生、王哲昌、刘兴魁、樊巨涵、李冬青、何云龙、富艳春等。长老朱金生利用伙食委员之利，从食堂弄来了面、萝卜、大葱、姜蒜等原材料，我和冬青同学去市场买了羊肉、白菜，同学们则把各自脸盆拿出来，洗净蔬菜、和面，擦干桌子擀皮，大家动手、齐心协力，很快包了一大桌子饺子，之后用煤油炉子或是电炉子上面架上锅开始煮饺子，煮了一锅又一锅，老同志是最后吃的，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感动，记得那天饺子格外的香，我一气吃了70多个，且个头不小，也是有史以来吃饺子最多的一次，同班的何云龙或者其他同学，记不清了，竟超越我吃了80多个，同学们一般吃60多个是常态，这次包饺子可以载入“七九五”的史册了。

三

大学一年后，入学时新鲜感消失，激情渐渐褪去，同学们学习生活步入正轨，驶入快车道，对人生的方向目标也有了初步的考虑和打算，尤其是50年代经验丰富的兄长同学们，思虑比较全面详尽，其他同学在学习惯性运动规律推动下，也在彷徨思考，自此学习生活进入加速期。

班委调整

大学生活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所以班级领导班子对这个集体非常重要，1980年秋，学校综合各方面情况，决定对校团委、校系学生会、班委会、班党支部进行调整完善，以发挥好堡垒和表率带头作用，产生办法采取年级老师推荐，民主投票方式进行。“七九五”郭永辉同学选入学校团委领导班子，安广河同学进入系学生会，利爱国当选为班党支部书记，支委成员有董皓、安广河、朱金生等，董顺利当选班长，王哲昌同学任副班长。班子健全后，学习生活文化活动各方面抓的有条不紊，推动整体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七九五”足球队

足球文化是西北政法的特色，也是“七九五”招牌，八十年代初，受世界杯的影响，男生几乎都喜欢足球，这种喜欢甚至超越了体育范畴，上升到精神层面。学校足球队成立后，五班有多名同学入选，惠生武、许少英、陈平、杨景海、刘彦宁、李冬青、杨志敏、郝永平、卢庆等，一个个载入西北政法史册的名字，五班为此而自豪。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五班足球队，田秦川、宦洁、刘玉龙、王积有等入选班足球队，我努力半天，进入准后补的行列，印制了统一的橘黄色球衣，我的球衣是18号，国家队当时主力容志行的号码。范业韬同学（博士毕业后赴法国）谱写了队歌“法五、法五，驰骋在球场…”。当时的五班足球在西北政法可以说所向披靡，鲜有对手。记得一次全校足球争霸赛，79、80、81三个年级十几支代表队参加，最后进入决赛的是“七九五”和“八〇三”。平时两班多次交锋，五班没有输过，这次真是邪门，在全校师生呐喊助威中，“八〇三”先拔头筹，之后又梅开二度，这时在场边观战的七九级同学尤其是五班的大脑一片空白，以为大势已去，就在大家以为冠军归属已定时，五班发威了，三传两传到了禁区，对方手球犯规，李冬青同学一蹴而就，2:1，进了一球，趁着对方立足未稳，五班前锋刘彦宁还是卢庆又进一球，2:2比分保持到了终场，凭借局分五班荣获西北政法学院首届足球赛冠军，终场哨声一响，五班沸腾了，全班同学高呼、呐喊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其他年级同学也为我们高兴欣喜。此后五班足球名气越来越大，连全国冠军陕西省女子足球队也联系我们练兵，踢了一场友谊赛，国家队成员张珰珰、孙翠环闪亮登场，我作为后卫替补队员上场防守孙翠环，无奈太灵活防不住，最后比分是4:2，“七九五”获胜，陕西女足可能担心受伤没放开。大学四年，足球文化可以说融入到了我们血液里，到现在世界杯、足球比赛还是非常关爱。

围棋文化

八十年代初，受中日围棋对抗、“聂旋风”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影响，高校校园里围棋文化风靡一时，男生几乎都爱上了这传统优雅的国粹。我班从团支书曹成力开始学下围棋，很快以点带面、全面开花，男同学几乎都喜欢上了围棋，从布局、手筋、做活、大场、急场等基本开始，到围棋技战法，有一段时间，课余时间都用来下围棋了，周末甚至通宵达旦。正是学习的年龄，学得快、提升快，我同大家一样，也是义无反顾的喜欢上了围棋，当时班上第一集团是曹成力，一骑绝尘：第二集团是李冬青、杨景海、郝永平、董安生、安广河、王立志、索跃等；朱金生、刘彦宁、宦洁、王勉、王建伟、卢庆、富艳春等属于第三世界。不管哪个层级水平，对围棋的喜爱都是非常的入迷，情有独钟。围棋流行不久，校学生会、团委举办围棋赛，比赛采取轮次淘汰方式，每一轮产生进入下一轮选手，各班高手纷纷出场，我班成绩突出，三轮过后还有多名选手拼搏，最后曹成力同学力拔头筹，荣获冠军，其本人和五班同学都觉得无限荣光。

（1979级学生象棋比赛现场）

世界杯、足球、女排

在八十年代初，大学文化突出体现在三大球热度上。1981年11月12日，亚太区预选赛四强赛中国队对沙特比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比赛前，一大帮球迷爱好者齐聚学校的几个有电视机的场所，当时电视还未普及，我们去的地方是学校的校办工厂木工房，提前架好了彩电，有一二百人齐聚观看比赛，阵势甚是壮观，当国家队成员李富胜、容志行、古广明、迟尚斌、左树生、沈祥福、陈金刚等出场时，观众们一阵兴奋和自豪，未料上半场沙特连进两球2:0，场下一下鸦雀无声，担心扳不回来了，没想到中国队毫不气馁，下半场开场不久先由左树生搬回第一球，接着陈金刚头槌进了第二球，此后越战越勇，又连下两城，比分最后定格4:2,中国队获胜。全场沸腾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沸腾了，比赛结束，同学们情感还没平息，有同学提议游行庆祝，获得同学们一致响应，于是大家有拿拖把粘上沥青当火把的，有拿脸盆棍棒当锣敲击，还有找来了战鼓，真正是锣鼓喧天，学生们年盛气强、激情冲动，情感彻底的迸发和宣泄出来了，出了校门，会合西安外国语学院、陕西师大的学生队伍，几千上万人头尾相连几里地向城里进发，呼喊着“振兴中华”等口号，浩浩荡荡、声势浩大。步行3、4公里后到了城边第一个商业区南郊小寨，队伍停了下来，记得陕西高校工委的人员出面要求大家理性表达爱国情感，之后大家呼喊一阵返校了。那一段时间，体育赛事捷报频传，球迷们真是过节了。过了四、五天，1981年11月16日，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共有各大洲的7支女排队伍参加，中国女排连战连捷，最后一战对上届冠军日本队，比赛前我们一大群爱好者又齐聚校办工厂木工房观看比赛，结果中国队3:2战胜上届冠军日本队，荣获第三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我国三大球的首次突破。当最后一扣郎平得分，比赛结束时，学生们又兴奋得难以自制，很快在学校汇流齐聚，几百人打着火吧，敲锣打鼓出了校门，其中还有很多女同学，会同周边高校队伍浩浩荡荡，呼喊着“女排万岁，振兴中华”向城中心进发，不过在南郊小寨又让截停了，四十年过去了，青春激情仿佛就在昨天。

 （1979级男篮和女篮合影）

 （1979年10月，西北政法学院排球队合影）

邓丽君 裴多菲

八十年代初，大概是80年下半年，邓丽君歌曲登陆内地，之后很快向青年群体传播，并在一段时期占据了高校的主流文化阵地。在文革结束前，大陆960万平方公里，七亿多人所有的文化生活就是8个样板戏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听起来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更像是宣言和口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邓丽君等抒情歌曲，邓丽君歌声的甜美、圆润，和风、细语很快打动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扉，在全国、在高校风靡一时。我们宿舍的杨青年、王勉率先从广东捎来了砖头收录机，经常播放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阿里山的姑娘》、《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等，耳濡目染宿舍几乎人人都会吟唱几段，其他班级宿舍也大抵如此，可见邓丽君歌曲的红火程度。

另一文化现象，在八十年代初，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爱情诗《我愿意是急流》、《生命诚可贵》，通过电影演员乔榛朗诵后突然在高校流行起来，无数少男少女吟唱着“我愿意是急流，是山间的小河，穿过崎岖的道路，从山岩中流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激荡灵魂的诗句，这种情感从血液里迅速传导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也难怪文革十多年禁锢把世间美好都抹杀了，可追求爱情、追求善美是人类本能，更是天性。此后不久，中国宋代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再一次进入校园，并很快流行风靡，青年学生们被这种千年情感深深打动了，渴望着爱情、渴望着海枯石烂。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人们感情是那么真挚、情感是那么的质朴、心底是那么的善美，一切是那么的的美好，从那以后，我变成了诗词爱好者，一直到今天，还经常朗诵唐诗宋词。

（以1979级学生为主举办的“孟夏音乐会”）

（1979级学生文体活动）

四

文革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全国人民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高校的校园更是青年众多、充满活力朝气，一朝春风吹拂，便满园皆春色。自我们79级学子入校后，政法园内的文化娱乐生活渐渐活跃开放，形成了西北政法文化特色。

露天电影

文革禁锢十多年，人性情感需要放松释放、回归自然。刚入学时，对电影特别感兴趣，不仅每周末学校大礼堂的电影要看，对周边放的电影也是非常热心，尤其是政法园南面一站地陕西师大对面的村子吴家坟，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我们更是积极参与，每到放电影的傍晚，我们就三五同学相约，像过节一样开心，提前去拿砖头、小板凳占座，看完电影，大家议论着、思考着、陶醉着，心旷神怡返回校园。大一大二时在学校礼堂看了很多中外经典片，也看了社会面难以看到的内部资料片，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阿海军》、《山本五十六》、《中途岛之战》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华军国主义有了比较清晰的感性认识。露天电影则提供了不一样的体验，在吴家坟观看了很多大众化、通俗易懂的电影，有很多是文革前拍的，文革中被打为毒草禁播，《刘巧儿》、《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戏曲《十五贯》，秦腔《三滴血》、《卷席筒》等，尤其是《三滴血》办案县官靠滴血断案、认亲，造成冤假错案、骨肉分离，后冤案平反、家庭团圆的经典故事，主要人物形象生动的表演，使我对秦腔、对传统戏有了全新的认识。八十年代初，各种中外影片一朝解禁，艺术生命力便发出勃勃生机，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114”信箱

八十年代，通讯停留在比较原始的时期，一般情况联络全靠信件，重要和加急的发电报，长途电话要到专门邮电部门，写信就变成了我们重要的通信联络手段。信件主要有家信、友信、爱信等几种，初期大部分同学以家信为主，尤其是我们这些应届的年轻人，对外关系除了家庭关系就是同学关系，五十年代的兄长同学们关系比我们广泛丰富，还有工友、战友、朋友等关系，有的还有恋爱关系，对信件关注程度就更不一样。因为信件的重要，所以学校在收发室边专门安排一间房子为各班设置了邮箱，“七九五”的邮箱是“114”号，为保证通信及时安全保密，各班需确定一名热情、心细、责任心强的同学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经过大家推荐、班委会研究确定郝永平（毕业时改名郝瀚）担当重任。从此，大学四年同学们亲情联系、鸿雁传书，友情沟通、喜怒哀乐都和信件密切相连了，而郝永平同学不论是烈日炎炎、高温酷暑，还是寒冬腊月、雨雪纷飞，都圆满完成了这项使命，且保证了信件安全性、私密性，时隔多年有些内幕秘密只有当事同学清楚，通讯员小郝知道一二，其他的永远将成为历史了。

青春的颜色（着装）

初入学时，同学们统一穿戴着文革那个年代的着装，男同学是中山装、军便服，女同学大多是列宁装、便装，颜色主要是蓝绿黄三种颜色，当时你在西安市最繁华的东大街走过，鲜有其他颜色点缀。80年以后，颜色渐趋丰富多彩，一些港台的元素开始流行进入内地，着装上最突出的是喇叭裤、太阳镜，同时学生装、夹克装也开始出现。发型上则一改文革时的平头、一边倒，向长头发、大鬓角发展。任何事物先行者都是有风险的，着装、发型上最早吃螃蟹者，体验新潮文化的五班首推郝永平、李冬青同学，对新生事物，学校有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和老师最初是徘徊和排斥的，穿戴换新没几天，就有老师在正式或者非正式场合提醒和警示批评，记得出面的是学校宣传部长曹老师，还有年级主任王德增、辅导员高明智等。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在入学不久全校师生的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校宣传部曹老师代表学校宣布校纪校规：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准抽烟喝酒。动员令是发出了，但从实践看落实的不好，校内很多男女同学在校期间牵手成功、缔结良缘，抽烟喝酒更是大有人在。在文革禁锢年代出来的，人性压抑，思维固化、僵化、左倾化，处理问题方式方法不可避免戴着有色眼镜、左倾化思维。

周末的集会（东大街）

每到周末，东大街变成了我们的最爱，既可以到新华书店寻觅阅读自己喜欢的中外名著、书刊杂志，在书籍的海洋中翱翔；也可到东大街、解放路浏览古街城楼碑林，感受传统历史文化的魅力；又可品尝各种古城美食小吃，羊肉泡、肉夹馍、岐山臊子面等，大快朵颐，体验市井文化气息。最关键的是每次到东大街的山西面馆，大碗的刀削面、花生米、生啤酒，同学们把酒临风、谈古论今、一叙幽情，其喜洋洋者矣。记得每月有两三次要进城，到了进城的日子，周末早晨洗漱完，处理完内务，同学们相约而出，从政法站乘坐3路公交车，途径八里村、小寨、体育学院、南稍门等，在城中钟楼站下车，钟楼是西安城内标志性建筑，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到了钟楼后便是盛日寻芳庆典的开始，先去最近的新华书店，寻觅自己喜欢的书籍，之后便开始逛街，哪怕去了几十次上百次，还是那么的兴趣盎然、兴致勃勃，逛到人困马乏时，便去了逛街旅途加油站-山西面馆，点着自己喜欢的刀削面、啤酒，开始了盛日一天的欢庆高潮，这时群贤毕至，有杨景海、郝永平、刘颜宁、卢庆、李冬青、富艳春等，有时还有“七九一”的池海平，丰盛程度也已经远远超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先生，不仅有啤酒，还有牛肉、花生米、小菜，信可乐也。

沙龙舞会

80年代初交谊舞这一文化开始流行，记得是81年秋开始至82年底，随着八一级入学后，女生多了起来，那种秀丽清纯、楚楚动人的青春魅力对青春期少年产生了巨大冲击力，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同学们也是暗生情愫。不知谁发起和提议的，反正我们的混合宿舍在周末策划过多次沙龙舞会，场地很简单，桌子移到床边，准备简单的开水泡茶，有时买点水果小吃，伴奏一般是王勉兄的砖头收录机，每到周末王勉兄就准备忍痛割爱。邀请女同学不易，既要胆大又要策略，一人唱主角、其他若干配角，彼此帮助呼应着想育成金玉良缘，可基本无果而终。记得有一次冬日好像是元旦放假，我们几个同学准备了水果、美味小菜，还有美酒，邀请了美女同学，伴奏着邓丽君动人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准备有所收获。正在兴头时，家在西安的梁剑兵同学闯了进来，而且一进来就反客为主，把酒斟满干杯，剑兵干完杯后气氛是热烈了，但舞会沙龙就此截止告一段落，好不容易邀请来的美女同学也都告辞而别。那个年代虽然在情感追求上下了些功夫，无奈有心栽花花不开，没有玉成一桩良缘，相反，不显山不露水，思想成熟、谋略精深的同学，老实人办大事，最后班上七仙女有四位和本班同学成双入对，结成百年之好。

生日欢宴

中学以前，条件所限，过生日顶多煮一两个鸡蛋。上大学后，观念变了、生活慢慢好了起来，生日就变成了同学们欢庆的的盛典，每次有同学过生日，自己主办，其他要好同学协办，操办的非常丰盛隆重。刚入学时我是烟酒不沾，大二以后，烟没学会，酒到有缘分，在几位要好同学鼓动培养下，练就了过硬的功夫，啤酒基本没醉过，白酒也能小酌半斤八两，有同学称我“富不醉”。每次有同学过生日，在南稍门那里一家饭庄定一桌菜，八凉八热，有鸡鸭鱼肉等，价格非常合理，一桌大概15元，很丰盛且量较大，足以满足众多青年同学美食之胃口，五班良好的气氛也吸引了同年级的李宁、蔺疆、韩卫等经常和我们相聚交流，大家推杯换盏、尽展豪情，喝的是价廉物美的川酒，“蒙山白酒”、“小角楼”、“江口白酒”等，每瓶一元过一点，“钟楼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有一次同学们欢聚后有郝永平、卢庆两位不胜酒力，其他也是脚步踉跄，我便一手一个扶了两位同学先上3路公交车，到了校门口下车后又扶回到宿舍，现在想起这些点滴，犹如昨日，真正是时光如斯、岁月如梭，但可以欣慰的是时光不负韶华，我们西北政法复校后的第一届学子成为中国法律的践行者和追梦人。

五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转眼间进入了1983年，到了我们的毕业季，离校开始了倒计时，虽然有那么多的不舍、那么多的留恋、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遗憾、那么多的牵挂，可是这一天还是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大学实习

1983年新春开学后，我们开始了大学生涯的最后一课：毕业实习，法律系五个班，安排在西北五省实习，时间三个月。我们遗憾的留在了陕西，且集中在咸阳、渭南的几个县，我们四组分到了富平县，现在的富平县可是大名鼎鼎，老一辈革命家的故里，四十年前县城可是很小，很安逸、静谧的一座小城，一条街，鲜有楼房，下班后街上寂无行人。“七九五”带队老师是民法教研室的廖邦延教授，为人和蔼、富有耐心、知识渊博，深受同学们喜爱，可惜英年早逝。全班49名同学，分配到法院、检察院、法律顾问处、公证处等司法单位实习，我和范业韬同学被分到法院民庭，刘作翔和利爱国、索跃、卢庆分在法院刑庭，杨景海、郝永平则分到了检察院。宿舍也分布到不同的地方，县上接待条件有限，机关后勤部门安排了部分同学，其他如利爱国、卢庆、杨景海、郝永平、富艳春安排到县妇幼保健院前院集中住宿，房间只有两三张木板床，老利同学德高望重，住到环境光线较好的二楼，组长卢庆陪同，景海、小郝、富艳春在一楼，略微吵闹潮湿，低温寒冷，刚去时新春初始，还生炉子取暖。各就各位后，就开始了忙碌的实习生活，白天忙着接案、立案、阅卷、调查取证，晚上大家才能会面。实习一开始，刚接触办案工作，感觉非常新鲜、新奇，同时踌躇满志，想把所学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所以每天回来议论探讨比较多。我和范业韬同学分到民庭后一人跟了一位审判员，形成了师徒关系，我跟的这位审判员翟老师行伍出身，部队营职干部转业，办理最多的案子是婚姻案件和宅基地纠纷，婆婆妈妈调解的多，所以很羡慕卢庆他们在刑庭的，可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有时根据办案需要，还要到基层农村取证，那个年代交通工具匮乏，下乡主要靠自行车，有时骑在田埂小路上，坑洼不平，就靠技术和胆量，这方面老范很羡慕我，范兄遇到这种情况靠推行。下乡取完证后，乡村干部安排到农民家吃饭，一般是面条或馒头，菜是咸菜或炒个洋芋白菜，虽简单但温馨和谐，饭后交粮票和钱款，也就一、二角钱。当年有一起婚姻案件印象很深，根据当事双方婚姻状况，感情破裂事实、家庭暴力频发，法庭经合议后，由审判长民庭秦庭长当庭宣布离婚，结果男方不满，在法庭刚宣布完判决，便冲向女方要动武，后被依法行政拘留，可见农村有些婚姻状况是多么的不幸，这是实习工作方面。在业余文化生活上，下班后小县比较冷清，没有盛景晚霞可寻，宿舍又没有电视收音机等带响动的娱乐，遂合议在酒文化上作以探讨，初始舍友三人加卢庆，周末下班后县政府食堂搞点小菜，荤素两三个大概4、5角钱，买两斤“小角楼”“江口白酒”不超过3元钱，推杯换盏，4人进入微醺状态，开始大话西游。后来好客的名声远扬，先后有临近县的田秦川、李冬青、刘彦宁同学来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做客，这时我们都准备好招牌菜，炖兔子、炖土鸡，“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尤其是秦川同学来的那天，杨景海、郝永平出资，我到街上采购了兔子（当时很珍贵）、土鸡，加之食堂的小菜，很丰盛，秦川同学很开心，我们舍友三人和楼上卢庆，主客五人开怀畅饮，秦川同学也很快进入了状态，“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小醉后，大家到院子去点篝火，当时前院就居住我们几人，秦川一激动，扛来了院子里的梯子要点燃，被我果断制止，第二天秦川已忘此事，看来高兴的失忆了。为加强友情联络，在一个周末盛日出访，杨景海、郝永平、卢庆、富艳春结伴前往蒲城大县，当时有“刁蒲城、野渭南”的说法，可见民风之彪悍。蒲城的刘彦宁、李冬青同学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行，白天由王凯军同学联系渭南师专足球队和我们踢了一场友谊赛，我队人员紧张，能踢球的悉数登场，刘颜宁、杨景海、李冬青、郝永平、卢庆、王凯军、刘兴魁、富艳春、何云龙等，我由五班替补升为主力后卫，哲昌兄在场下指挥李冬梅等女同学啦啦队，魏文德同学客串守门，结果在2:1领先情况下，文德在下半场连续两次致命失误，助力对方反超获胜。晚上主人以浦城特色美食招待我们，宾主尽欢，同学们“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饭后回到宿舍又畅叙到半夜。实习的日子过的很快，三个月转眼就到了，告别了实习单位老师们，我们恋恋不舍返回学校。回校不久，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廖老师病逝了，我们难过的赶往医院告别。

（1983年4月，富平县法院实习和民庭全体人员留影，中间戴眼镜的民庭秦庭长，后排是七九五班富艳春、范业韬）

（1983年实习留念从左到右杨景海、郝永平、富艳春）

（1983年4月，七九五班在三原县实习和法院同志留影，前排左起许少英、牛建华、林亚刚、田秦川、董皓，后面是法院同志。）

毕业论文

返校后，所有的学习科目都已完成。就剩毕业论文，在此之前，论文纲要已提交，我的论文是刑法方面的。回校后开始定论点、调结构、列论据、找资料。5、6月份那一段时间集中跑图书馆、教室，撰写论文。由于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不够紧，以应试为主，理论知识积累还显薄弱，所以撰写起来觉得不轻松，费了很大劲才完成了初稿，送审后主审老师未通过，又忙活了近半个月提交后勉强过关。真是“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书到用时方恨少。反观我的下铺刘作翔同学，不仅论文高质量完成，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而且在积极的准备研究生考试，最后毕业时作翔兄以优异成绩留校并顺利考研，以后又成为中国青年法学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选中。

花季  雨季

论文提交完成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是百无聊赖，马上就要毕业了，而前途未卜，不知工作岗位是何方，这时我们这群应届生正是弱冠之年，典型的花季年华，考虑的方向和重点同五十年代的兄长们不同，实际上分配计划和指标早到了学校，校方正在研究酝酿，学生们未知罢了。在这种情况下，相当部分同学情绪是极度焦虑、心绪不宁、忧心忡忡，书也看不进去了，酒也无心喝了，不知若何是好。最后我们的排解方式是下午运动踢足球，有一天我从三点多开始一直踢到晚上六点开饭。傍晚天还没黑我们又到操场纳凉，听着成方圆弹着吉他，带有磁性的女中音：《什锦菜》、《昨日重现》、《童年》等，“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声声在叫着夏天”，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和联想。我们徘徊着、忧虑着、彷徨着、惆怅着，不知明天前途在哪里？未来爱情在在哪里？每天的心情像被寒风肆虐着、被秋雨浇灌着，盼望着霞光普照早点降临大地，直到午夜降临，才带着一身的疲惫返回宿舍。

（七九五部分同学毕业留影，前排左起利爱国、刘兴魁、陈平、董皓、樊巨涵，中间左起王哲昌、惠生武、林亚刚、王建伟，后排左起郭永辉、魏文德、刘作翔）

毕业分配

七月下旬，毕业分配方案公布了，有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公检法单位，其余的就是西北五省，除了班干部、党员等推荐到大城市外，其他原则上是回所在省份的公检法单位。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恋爱关系的男女同学一律不照顾，分配到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区；还有个别思想活跃、不循规蹈矩的同学被选拔到原省的偏僻边远地区，青藏高原的海西州、甘肃甘南州，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感觉！让人心酸难受。我班进京的有安广河、王哲昌、牛建华、董安生、许少英等同学，留校的有刘作翔、惠生武、刘玉龙等同学，林亚刚、张达鸣则去了武汉，其他的按照分配通知回到了各省。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发展方向各异，但同学们不因环境艰辛而气馁，不因岗位平凡而放弃，经过努力都成为了司法行政领域的中坚力量，尤其“七九五”出了七大博士，刘作翔、董皓、范业韬、董安生、林亚刚、梁临霞、惠生武，一个个响彻云霄的名字，真可以载入西北政法大学的史册了。毕业近四十年过去了，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说的：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觉得我们七九五班全体同学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诺言。最后就以一首诗为此文画个美丽的句号吧！ 

《感怀西北政法、感怀1979》

1979年初秋，

我们——西北政法复校的第一届学生，

从西北五省汇聚到西安、奔向一个目标-政法园。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带着对理想的渴望，

带着对美好的追求，

带着成为中国法律人的梦想，

在政法园内、在知识的海洋翱翔起步。

曾记否大礼堂上课的聚精会神，

曾记否图书馆阅读的如饥似渴，

曾记否足球场运动的挥汗如雨，

曾记否政法园漫步的欢愉畅谈，

这一切、这一刻，将成为永恒的经典。

难忘那初入校园的朴实稚嫩，

难忘那春游五台翠华的友情，

难忘那校外露天电影的兴奋，

难忘那富平法院毕业前实习，

美好必将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忘不了青春的呐喊，

忘不了爱情的神秘，

忘不了裴多菲、陆游、邓丽君，

忘不了老师们孜孜不倦、谆谆教导，

西北政法开启了我们人生的启迪。

当年的我们锦瑟年华，

当年的我们意气风发，

当年的我们激扬文字，

当年的我们驰骋万里，

啊！青春！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我们从这里起步，

我们从这里开始人生，

我们从这里奋发努力

我们从这里燕然刻石，

春华秋实、厚德载物传承着西北政法精魂。

如今的我们让母校自豪、欣喜，

如今的我们努力把握人生的真谛，

如今的我们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如今的我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归功于母校、西北政法的精神愈加弥新。

感恩母校、感恩政法良师，你是我永远的牵挂，

祝福母校、祝福政法学子，愿明天更辉煌更美好！

西北政法七九五班富艳春

2022年8月于甘肃兰州

1979级五班毕业留念【作者简介】

富艳春，西北政法大学1979级五班校友，1983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公安厅，先后在厅内保处、国保处、反恐处、科研处、督察处等多个部门工作，相继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政委、二级警务专员（其他部门二级巡视员）等职务，2022年6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