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80年代在政法） 很早就曾萌生过这种想法，跟大家聊聊我的西北政法故事。借此次深圳校友会重阳节组织退休校友相聚之际，又适逢李端师兄重提为“情缘西法大”征文之事。李端师兄强调，依照自愿原则讲各自的西法大故事，来深工作（创业）的经历。在此情况下，我也欣然表示同意，并毅然决定拿起这支久违的笔。 说起与西北政法的情缘，可谓之时间久远。我的家曾住在西安外院，和西北政法仅隔一条马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常约一些小伙伴儿，到政法校园漫步、游玩的场景。文革中，政法被迫停办，很多老师如刘振江、刘海山、马朱炎、朱明等都曾到外院执教。然而，真正与西北政法结缘，则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则称之为“火红的年代”。1980年9月中旬，正在工厂上班的我意外接到高考录取通知。 因省上扩招，我被录取到西安基础大学（编者注：西安财经大学前身），因当时该校无校址，亦无师资（此前我已下乡插队达3年7个月，又在工厂待了1年3个月。对我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了），我就被安排在政法就读，这样我就以80级的身份，来到了政法。毕业后，又留在了政法。当时的团委书记是曹正超老师，正是他，坚持让我留在了政法，我在团委工作了4年，经历了曹正超老师、孟文华老师、张卫民老师三任书记，我的岗位是办公室主任，这大概也符合我比较内向的性格。期间，还经常与学生会的刘京湖、杨青年、郭永辉以及乐队的李传敢等接触较多，这些79级的老大哥对我很友好，我们彼此相处也十分融洽。79级同学对我的感觉是年龄大，阅历深，待人处世也比较成熟。 在政法的6年时光很是珍贵，我从专业课老师中学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从管理岗位的老师中学到了他们的真诚与质朴，从79级学长们身上学到了他们的勤奋、成熟与包容。 9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经济特区成为诸多政法学子的向往之地，而深圳作为最具活力的特区，也彰显出其不凡的魅力。92年，小平南巡，国家改革开放开启新征程。在此情况下，我也来到了深圳。 我虽是北方人，但一直对南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92年曾去过海南出差，第一次领略了大海的浩瀚之美，也十分喜欢大海。我的名字叫苏雁南，当年家里给我起名时，考虑到家住在西安大雁塔以南，由此得其名。来到南方，大家都说我是大雁南飞，我也觉得挺形象，也许是天意吧。只是由于自身努力不够及能力有限的原因，我没有同学们飞得高，行得远，走得快。这也只能作为人生的教训与遗憾了。 迄今为止，我也在深圳工作了31年。我曾就职于一家央企，估计是由于在政法团委做过办公室主任的缘故，我在这家企业也担任了办公室主任。并且一干就是10年。 这十年间，我更多的是熟悉了深圳的生活节奏，结交了一些朋友，参加了校友活动，协调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2003年，律协改制，人员外聘，我在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校友的帮助下，就职于深圳律协，算是回归到法律圈。我将其称为：“准归队”。我在深圳律协工作了16年，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综合部主任、维权部主任，2017年在秘书长助理位上退休，之后又被律师行业党委聘为党建顾问3年。 在律协，我有幸接触到被誉为精英阶层的律师群体，我干了近十年的律师维权，记得我们当时的老会长李淳曾经说，维权是离公益最近、距功利最远的岗位。我很认同李会长的观点，在工作中加强与政府，主要是市场监督与规划国土部门及公、检、法间的联系和沟通，尽可能保障律师在查询、会见、阅卷等工作中的权利。因工作原因认识的律师朋友，其中也有许多是校友，我与他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 作为西北政法深圳校友会的秘书长，在校友会我曾辅助梁、丛、郭、张、曾、王几位会长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加强与校友总会的联系，编辑校友通讯录，成立各年级校友联络站。并不断学习兄弟校友的经验，协调建立联席会长工作制度等，为今后的校友会开展打下了基础。 2017年9月1日，我从深圳律协秘书长助理岗位上正式退休，告别了我工作13年的协会工作。在协会，我经历了五任会长。见证了律师协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程，对自己来说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他们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职业精神，细致入微、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鼓舞着退休之后的我，继续前行。 2018年4月13日，我从西北政法大学深圳校友会秘书长的岗位上正式退役。在第九届校友会换届会议上，我在告别感言中指出，校友会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铭记八个字，不忘初心，不求回报，前者是指要感恩母校养育之恩，永远记住自己来自哪里，后者则是要乐于奉献，以平常心、公益心做好工作。 退休后，我先后被聘为深圳校友会的高级顾问和广东校友会的党建顾问，在此岗位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校友会的工作宗旨是搭建平台、服务校友、共谋发展。校友会的三项重点工作，一是以发展为导向的专业性交流活动，二是以健康为导向的文体活动，三是以传承为导向的敬老扶青活动。在广东校友会成立的大会上，我向大家提出了“团结、奉献、高效、创新”的工作建议。我还利用校友聚会团建的活动，向年轻校友提出要坚定职业信念，坚守法治信仰，坚信人生选择，坚持自律不懈，鼓励他们紧跟时代，砥砺前行、自立自强、勇于坚守、强身健体、快乐有为。 第九届西北政法深圳校友会在耿延良会长的率领下，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本届理事会旗下成立了多个专门专业分会及文体联合会。组建各项体育运动队，举办“五院四系”篮球赛；实行由理事每月定期组织相关活动且常态化运行的机制，加强与市司法局、政府、街道办的联系，开展人民调解等相关工作。组织走访深圳相关企业和部分校友企业，建立与各大院校校友会的联络，设立校友联络站，成立秘书处执行部，提升执行力等等。上述活动极大的增加了广大校友参加校友的工作热情，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了与各高校、特别是“五院四系”之间的互动联系。西法大校友的美誉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第九届、第十届校友理事会办成了许多年未办成的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也得到了校友总会及广大校友的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我作为校友会受聘的高级顾问对此十分欣慰，年轻一代比我们这些老家伙有闯劲儿、有活力、有激情，我们应当为他们自豪。如果把1997-2000作为校友会的“初创”阶段，把2000-2018作为校友会的“探索”阶段，那么我们则有足够的理由认为，2018-2024这一阶段的校友工作则应视为“发展”阶段。 我的朋友圈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律师，包括校友，这是因为我在律协工作了16年，交了许多律界朋友，另一部分则是西北政法的校友。 我曾做过一个记录，发现只要我本人在深圳，每周至少要参加1-2次政法校友组织的饭局和其他活动。我与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见面都感觉特别开心。西北政法在深校友占据我日常生活的比重最大，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北政法四个字已深深的融入我的血脉里，注入我的情感中。时间在流逝，而有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与他们在一起，我心甘情愿，又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 在与大家相处的过程中，我经常也经常听到一些对我的赞美之词，比如说我是“活字典”、“定海神针”等等，就我本人而言，则认为名不副实。我只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由于工作的原因，多结识了一些校友，多掌握了一些信息，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仅此而已。我从内心十分感激大家对我的认可，但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当然我也一定会把大家的鼓励化作前进的动力。 回顾这些年所走过的路，自踏入政法校门的那一天起，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西北政法有关，都有西北政法的烙印。我清楚的记得当年一位校领导曾对我讲过，你们本来就是跟八零级一起进校，一起学习，我们吃饭在一个食堂，打球在一个操场，原本就是政法的。还有一次是在深圳校友会换届时，我有意将自己的名字未列入候选人名单。居然被当时代表学校参会的一位校领导发现，他立即当着大家的面说，苏雁南怎么不在候选人名单上，赶快给补上。这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感触颇深，我从内心非常感激校领导对自己的关心与关爱。 我们几位曾在校团委工作的同志，不久前还一起去学校看望了现已87岁高龄的曹正超老师（原院团委书记，后为院党委副书记），共同回顾我们在政法度过的青春岁月。 每次回到西安，我都要到学校操场走走，感受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味当年在这里度过的快乐时光。我还经常在校门口拍照留念，表达对学校的眷恋之情。我从内心感激西北政法，也十分热爱西北政法，我们不仅在一个校园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即使离校当多年，这些这种亲人、挚友、校友的感觉一直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西北政法学子身上那种质朴、率真、善良、务实、包容、平等、开放、进取、向上的作风，无时不刻都鼓舞激励着我前行。 这不正是“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和“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这十六字育人理念在西法大人身上的充分体现吗？ 我还想说的是，来来到深圳这片热土，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的最大感受是格局的提升、视野的开阔及认知的改变。而这一切都与在西北政法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正是那一段难忘的经历以及所打下的基础促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前行进步。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读应该读的书，见应该见的人，遇良师、交益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无论你身在何处，从事何种工作，都会从中受到教育，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恰恰，西北政法正是我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生驿站。 本文作者苏雁南，西安基础大学80级，但大学阶段就读于西北政法校园，且留在西北政法工作多年。（本文系作者原创，图片来自作者或杜超英老师，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