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1997年夏天的某个午后，日头狠毒，窗外的知了有一声没一声地叫。
二楼，21寸熊猫彩电正在重播老片《冷月孤星剑》。
幽怨的主题曲在夏日午后的空廓寂寥中回荡：“孤灯提单刀，漂泊我自傲，碎心江湖行，问天何时尽……”
屏幕上，“夜夜秋雨孤灯下”司马长风与“恨满江湖碎心人”白秋霜，虐恋得死去活来。
电风扇无声地转着头，我一个人四仰八叉，躺在地板的凉席上，眼神空洞，百无聊赖。
刚经历了紧张的高考，一下子不习惯这无所事事的慵懒时光。
凉席上摊着本《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被不时掠过的风吹得哗哗作响。
木楼梯咯吱咯吱响起，刚大学毕业的哥上楼了。
“想好填哪了没？”
“没。”我爬起来，关了电视，盘腿坐在凉席上。
“那你想好专业了没？”
“还没，”我犹豫了一下，道：“我想文学专业。”
哥闻言道：“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但是业余兴趣和一辈子要从事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我沉默。
我那个时候，特别崇拜路遥，一心想要成为像他一样伟大的作家，写出自己的《平凡的世界》。
哥继续道：“你读文学专业，毕业后能去哪呢？”
我犹豫一下，道：“可以做记者、编辑之类的。”那时候，我觉得记者很酷，尤其是南方周末的记者，甚至还幻想过能成为战地记者。
哥笑了笑：“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随后，哥也坐到凉席上，推心置腹讲了很多。
他跟我讲了文学梦不能当饭吃，记者和编辑不是有兴趣就能做的。
他跟我讲，家族里的姐姐、姐夫们都是做生意的，要是你读个法学，毕业后不论是从政，还是去公检法，都能给家族帮得上忙。
他跟我讲，虽然爸没说什么，但是他是最希望你能进政府单位的，工作稳定，而且有面子。
……
许是日头渐落，威力小了些，窗外的知了恢复了些力气，开始嘶鸣起来。
“好吧。”我有些茫然道。我很抵触从政，但哥说的或许也有道理吧，人终归得面对现实。
忘了第一批填的哪个学校，反正不是华东政法，就是西南政法。
第二批第一志愿，我跟哥商量后，填了西北政法。
因为我想看看路遥曾经生活的地方，想看看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金波他们挣扎、奋斗、生活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延安，但是延安没有政法院校，于是我选择了最近的西安。
当年是考完先估分，然后填志愿。我估的是524分，很神奇的是，成绩出来后，我果真是524分。
我印象里，当年浙江的文科一本线是523分，我只高了一分。但是查DeepSeek，却告知97年浙江文科一本线是508分。也不知道是我记忆出了问题，还是AI不准。
反正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上了西北政法。
当我接到“西北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脑中却想起邻近高考前的一次理想主题班会的情景。
班主任让每个人都讲一下自己的理想，轮到我，我双手撑着桌子，脱口而出：“我要拿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填补空白！”掌声如雷中，我满脸通红地坐下。
你好，西北政法；再见，文学少年。捧着录取通知书，我在心里轻声对自己说。
如家人所愿，我读了法学，但却没有如家人所愿进政府机关或者公检法，甚至没有成为律师，而是做了一个百无一用的教书匠。此是后话，按过不表。
绿皮车咣当咣当，向着西安进发。
想着前方就是路遥生活的地方，就是《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还是生出些憧憬。
路遥是我当年唯一的偶像。
遭遇路遥，是在1995年，他死后的第三年。
那是个阴雨连绵的春天，那年我高二。
有一天，我吃完晚饭回到宿舍，看到隔壁床的舍友正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书，看得十分入神。
我有些好奇，便问他看的什么书。
他将封面翻给我看，有些破损的封面上印着五个字：《平凡的世界》
等那个同学看完了，我说，借我看下呗。
然后，我沦陷了……
连着两天两夜，我基本没有合眼，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上百万字的小说。
窗外，江南恼人的雨丝，不停歇地落。
宿舍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我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平凡的世界”，不可自拔。
高考志愿，之所以选择了离家分外遥远的西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首因。
只是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来到西北政法之后，渐渐的，已经忘却了原初的目的。
当时西安有首顺口溜，将全市高校囊括：“交大的才子工大的饭，外院的妹子体院的汉……”最后一句是我们学校“……政法的流氓满街窜。”
因为学校地处西安南郊，有人就给我们学校起了个恰如其分的绰号“长安南郊青年疗养院”。
宽松的学习环境下，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陪伴着我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两年大学生活，一晃就到了大三。
1999年10月1日，第一次国庆连放三天。
前一天的晚上，有舍友不知道从哪里鼓捣来一台录像机，还借了一叠诸如《英雄本色》《猛龙过江》之类的录像带，兴高采烈地看了起来。
隔壁宿舍、对门宿舍闲极无聊的一群瓜皮们自带瓜子饮料，跑过来看录像。人山人海叠了三层罗汉，蔚为壮观。
录像机放在宿舍中间的桌子上，我睡上铺，趴在床上，看着看着便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大约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屋子里满是人。
正放的几部电影我都看了好几遍，觉得太无聊，便穿上牛仔衣、牛仔裤，顺手背了个牛仔包，就出了宿舍。
在清冷的校园中逛了几圈，信步踱到校门口，刚好看到马路对面一辆3路车驶来。
我闲极无聊，便上了这趟首班车。
3路公交车一站一站开过去。靠站停，下客上客，开，靠站停，下客上客，开……
我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清冷的大街，一路坐到了终点站，在司机的催促下，我迷迷瞪瞪下了车，这才发现到了西安火车站。
怎么一不小心来到了火车站了呢？
我想，那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我随着队伍在售票窗口前排队。
但是，去哪里呢？
我想，要不前面那人买哪里的火车票，我也买哪里的火车票吧。
前面并不是一位令人想入非非的美女，而是一个抠脚老汉，我只是不知道该去哪里而已。
前面那位大叔买票时讲的是陕西话，我听不确切，等到该我的时候，我就跟售票员说，刚才那人买了哪里，我也去哪里。
售票员姐姐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将我递给她的学生证来回翻了几遍，最后还是将票给我了。
我接过火车票一看：延安。
那一瞬间，仿佛有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天灵盖。我浑身一激灵：冥冥当中天注定！
我为什么远离家乡，来到陕西？
因为延安，因为路遥，因为《平凡的世界》……
可是，我早忘了来时的初衷。
我瑟缩在座位上，随着绿皮车哐当哐当摇晃了半天，终于来到了延安。
迟到了两年，但我终于还是来了。
一下车，我就直奔延安大学。
因为我知道，路遥的墓，就在延安大学的后山。
延安大学的学生也都放假了，校园里空空荡荡。
当我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学生，向她询问路遥墓在哪里的时候，她十分热情。
因为路遥是延安大学的骄傲，现在有人千里迢迢跑来祭拜，令她分外感动，自告奋勇要带我上去。
我谢绝了她的好意，让她告知我上山的路怎么走就行。我说，因为，朝圣的路，需要一个人走。
在她的指点下，我踏上了后山的朝圣之路。
待我行到这座小山的半山腰，我终于看到了路遥的墓。
一座半丈方圆的小孤坟，无碑，只是在水泥坟面上有一行字：路遥之墓。
简朴无华，似极了路遥的风格。
只是令我不甚开心的是，在路遥墓的前方，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约莫是情侣的样子，二人有说有笑，边聊天边嗑瓜子，瓜子壳撒了一地。
于我，那是对圣地的亵渎。
我冷着脸，将一路上山折的一捧野花野草郑重地放在路遥的坟头，在路遥的墓前沉默地蹲了下来，一言不发。
此时，日落西山，暮色苍茫，天逐渐暗了下来。
估计这对情侣心里也有些发毛，便起身离开了。令我比较欣慰的是，或许是被我的虔诚所感动吧，他们走时，将四散的瓜子壳拢到一块，捡拾到塑料袋里带下山了。
他们一走，这个世界终于清净了，天地之间只剩下我跟路遥了。
我起身，望向山下的山城延安，星星点点的灯光次第亮起，仿如跳跃的精灵。
每一盏灯光下面，都有一个故事。
或许是年轻的情侣正在路灯光下卿卿我我，憧憬着明天的美好；或许是母亲正就着一缕漏下的光线纳着鞋底，慈爱地看着孩子在台灯下写作业；或许是老夫老妻相携着，蹒跚在路灯光下，两条相互依靠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长到融为了一条影子……
这星星点点的灯光长河，便汇成了悲欢离合的整个人间。
我记起路遥曾经说过的话，他说，他最喜欢做的便是站在这山上，看这山下的星星点点，看这人间的悲欢离合。
此刻，我与路遥同在。
我仿佛看到他庄严地俯视着山城延安，手中的烟袅娜升腾，使得他的面目在氤氲中一点点模糊起来。
正当我这么遐想的时候，一阵瘆人的嚎叫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仿佛如狼嚎般的狗叫。
我终归是怯了，放弃了在路遥坟前静坐通宵的打算，匆匆下了山。
屈指算来，这些已是近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今夜忽然想起，无端一阵唏嘘。
本文作者徐崇杰，西北政法97级本科校友，法学博士，现任教于西交利物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