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云：人间万事消磨尽，唯有清香似旧时。）

我这篇文章题目借自王学堂师兄的《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点击阅读），我也讲讲自己选择西北政法的故事。

【壹】乡下孩子转学

我出生在无锡县的一个小村庄，小村位于无锡苏州的一条界河边，河的东对岸就是苏州的吴县。我漫长的三段幼儿园时光和一、二年级都在六步桥小学（这是一所村校）里度过，父母上班没时间看我，所以很早就送我去村校蹭学上。一二年级学费就是2元吧，我记得三好学生的奖品就是一张小纸券，上面写着“免除学费2元”，2元上面盖了个学校的红图章；新学年交学费的时候只要交这张券就行了。

我弟比我小两岁，等到我弟要上一年级了，我父母认为镇里（那会儿还叫荡口公社）的小学教育水平高、师资力量好，85年9月，我俩转学到荡口中心小学就读，由于离小村比较远，我父母还在镇上租了个小房子住。那个年代特别讲究户籍，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有云泥之别，我是农村户籍，我刚到新学校新班级的讲台上，班主任给全班同学介绍说我是从村校转学来的新同学。我听见后排有小孩说：她是乡下人；但更多的孩子雀跃着拍手，喊着欢迎新同学。

三年级数学老师是上海人，因她先生转业到镇上当领导，她作为家属到小学任教，她很有优越感，执着于自己对数学应用题的讲解方式以及作业格式，这一套与我在村校学的很不一样，转学第一天的傍晚，我被留堂了，数学作业被反复要求重写，但她不告诉我具体的修改要求，就嫌弃村校里面没规矩，我只能凭借猜想一遍遍擦掉重写，再擦掉，再重写；最后，我才明白作业通不过的原因是：左侧序号栏的分割竖线划得太窄；另外，应用题解答过程中的“答”字与其后面答案必须分行写，不能并在一行写。那是多么彷徨的一天啊，我孤绝地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揣度一个陌生大人的莫名其妙要求，还担心回家会被妈妈骂不争气。

那时候中心小学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套校服，白衣服蓝黑裤子，我们乡下没有校服，中途转学过去也不给补发，毕竟那会儿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学校里一到节日、或者每周检查广播操的日子，就要求每位学生穿校服，我经常在检查后被列为“未按要求着装”的学生行列。

最苦恼的是体育课，我们乡下有音乐课，老师弹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歌，但我们乡下没有体育课，反正下课了就到处跑跳，跳绳跳橡皮筋。小学阶段我长得瘦弱，仰卧起坐一个都做不出来，跳马也跳不过，实心球也扔不远，几乎每次体育测验都不及格，体育老师威胁我、要让我留级，我急得直哭。

因为三年级转学这个事，我发觉自己跟周围同学很不同，穿衣、口音、书写习惯等，为了让自己过得容易一点，我逐渐修正自己，向他们靠拢。校服既然没处买，我妈就去百货店扯了布料、按照学校校服的样式帮我裁剪缝好了一身类校服【我妈学过裁缝，但技术不太精湛】，白衬衫、蓝黑色裤子，颜色一模一样，但花边饰物和纽扣有点不一样，若检查不仔细，就能勉强应付过去。

学习上我适应得很快，也就过了一个多月，作为上海人的数学老师居然开始以我为傲了，因为一旦她上公开课，有全班同学回答不出的问题，我都能答对。其实我在村校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很厉害的蒋老师，她是80年代初少有的正统中师毕业生，她刚刚毕业就被分到村校教学，她安安心心教学，将自己在师范学校里面学到的新方法新理念都运用起来，同时教我们语文和数学，她普通话发音准确，算数的计算方法讲述很清晰，帮我们将基础打得很好，我因此很受益。

转学后我的作文时常受表扬，大概因为我认字较早，阅读习惯比较好吧。我的第一段幼儿园是被编入混合班（村校幼儿园跟着一年级一起上课，班级里一共5排学生：4排一年级、1排幼儿园；我当时比幼儿园的娃年纪小、但幼儿园1排的位置已坐满，结果我就被安插在一年级孩子的队伍里，跟着一年级小孩一起上课；老师给一年级讲课的时候、幼儿园的趴着不许讲话，我就很混沌地跟着一年级学生一起认字）。后来我妈看我识得一些字，给我买了本《365夜故事》，那是父母给我买的第一本书，原因是我妈看见她厂里的上海女知青给女儿买了一本、那小姑娘长得美，很招人喜欢，也很骄傲，她的《365夜故事》不肯借给我。我妈到月底发了工资就托人从城里给我买了一本，我就放枕畔了。因为生字太多，我总去找我爸问读音和意思，我爸不胜其烦，给我买了本《新华字典》，囫囵教了我查字典的方法，让我自给自足，结果生字越查越多。父母几乎天天要上班，遇到农忙时节要干农活干到深更半夜，有一个夜里我和弟弟刚读完郑渊洁的《红沙发音乐城》，夜不能寐：我们家真有一个三人座的红沙发，还能翻开来当作临时床，跟童话里的红沙发的描述非常像，我俩翻开沙发搜索了很多遍，认定只要我俩睡着、沙发里面的生物就会开音乐会；结果我俩干瞪着眼躺床上，就听见卧室木地板下面有吱吱呀呀的耗子叫，奇妙动物夜！

父母半夜才骑车回家，灰头土脸，筋疲力尽。每经历一次农忙，父母就会嚼一遍：你们姐弟俩得好好读书，得让户口转出去，当农民太苦了。

其实我对于干农活的苦与累从未有直观的感受，我从小没有种过地，家里自留地只有一分；四年级暑假，爸带我下地干活：暑气蒸腾，他领我去低洼地里跟他一起给水稻秧苗地盖塑料膜，为以后的秧苗筛选、移栽到水田里做准备。也就干了一个多小时，盖完塑料膜回家之后，我全身过敏，出疹子、非常痒，我爸说我这是“风疹块”，我不知怎么止痒，就用风油精涂满全身，就这样，大热天里我全身包了条浴巾坐着，忽冷忽热、不敢吹风扇，还颤抖个不停。我爸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摇着头说：你看你将来怎么办？如果读书读不出头的话，你连农活都干不了！

所以，按照父母的说法，我读书就是为了将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这应该成为我读书的唯一目的。

六年级毕业，我成绩优异，升学进荡口中学读初中。��

【贰】我要读高中

89年到92年，初中三年也是一段快乐时光。我学习很自觉，基本不需父母督促，若我感觉自己哪门课有问题，我会自己去办公室找老师问明白、要求加作业或者问学姐借习题册。父母对我很宽松，我的兴趣爱好、阅读范围均被尊重。其实我妈也是心大：她在我二年级就将他们厂里女工关于“阮玲玉”故事的厚厚一叠剪报带回来给我看；在四年级就给我借琼瑶小说；同时也给我钱让我订阅《郑渊洁童话》和《少年文艺》或其他我感兴趣的报纸杂志。我爸出差回家经常会带《古今传奇》《山海经》《聊斋志异》，五年级时，还给我们姐弟俩买了一套《倚天屠龙记》。那会儿盗版盛行，正版书比较贵，除了班级里同学互相之间换课外书看，我还跟小伙伴一起去荡口图书馆办了图书卡，跟图书馆的小姐姐混熟了，她会提前登记我们想看的书，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岑凯伦，她都帮我留着，我们都能借到，特别喜欢午后阳光从不大的窗户里斜斜照进二楼，形成一束光，馆内静悄悄的，木地板上的灰尘被我的脚步惊醒，螺旋式飞舞在那一束光里。图书馆里世界名著也不少，我家书柜里还留有一本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是我从荡口图书馆借的最后一本书，后来图书馆搬迁了、我也离开了小镇，没再去还，就抵了借书押金留作纪念吧。

那会儿还钟爱听广播，傍晚放学回家做作业必然是一心两用，一面写字，一面听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最爱听的是广播剧：《茜茜公主》《简爱》《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刑警808》等等，以及每周的流行歌曲打榜节目，港台歌曲如风刮来，小镇的音像店里飘出的歌曲萦绕在光影斑驳的林荫道里。

父母并不关注我的努力，他们只关注结果，反复强调：初中毕业，要把户口考出去。

我到初三才明白，所谓户口考出去，就是要考师范（放在志愿的第一位才行）、或者考中专；考高中户口不能出去，还在农村。到初三下学期，关于下一步路径的抉择就放到了我眼前，我想读高中。

我爸不同意。晚饭时候我爸喝完酒，描绘他的蓝图：你看，你成绩好，你就考师范，等你中师毕业，就回荡口中心小学当老师，离家也就2公里（彼时我们已经搬家住镇上），每天中午可以回家来吃饭，走路或者骑自行车都行；将来找个镇上吃公家饭的伴侣结婚生子。你看，这样既工作稳定，生活上也能随时照应父母。

我听完这段话就感觉很不甘心：我凭什么要过这样一种一眼就能望穿的生活？我凭什么要被禁锢在这个小镇上不能出去？我为什么不能考高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做选择？

“高中考取大学本科的比率很低。女孩子就读中专吧，让你弟弟读高中吧！”父母担心我读高中成绩下滑，考不上本科，户口没法出去。

好像就是读初三那一年，开始传言无锡县县政府将要搬迁到东亭，为吸引落户人口，逐渐推出落户优惠政策，农村户口人员，每人出3万元，可以买个东亭的城镇户口。3万元！天文数字，那会儿农村一幢两上两下的楼房（总建筑面积约250平米左右）出售价格不超过2万。父亲说起他有位同事，给两个女儿买了城镇户口，花了6万元。我妈感慨：这么多钱，应该会把一个富裕家庭里的所有积蓄都耗光了。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女儿，她是我好朋友。我知道我家没钱买户口，我也知道我要靠自己将户口考出去。

父母不同意我读高中，矛盾升级，我很沮丧，上课也低着头。数学老师对我一直很关心，她发现在课上找不到我了：我的座位在角落里的最后第二排，陈旧的教室、地面坑坑洼洼，我的座位下面是个坑，一到梅雨季砖头下面还会有水冒出来。只要我不挺直背坐着，就仅仅能从课桌上露出个头；而我同桌女生很高，她座位下平坦，所以数学老师一眼看过来只能看见她。我那一阵不想学了，若是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实现别人的理想，凭什么要我努力？

数学老师去找我爸谈；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老太太特别和蔼、护犊子得很，她也找我爸谈；我爸觉得他是为我好、不妥协。我放学后拒绝回家，直接骑车去外婆家，恨恨的。外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她接纳我，她是有大智慧的人，也没多问，就让人带信给我父母，说我在她这里。

外婆提醒我爸：你很难说服她，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因为大人们都知道：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跟我爸一言不合、坚决不听他的，一跺脚就一个人“披荆斩棘“跑去邻村——我外婆的娘家搬救兵，彼时我知道我外婆回娘家去了。

那一阵的折腾令我成绩明显退步，这是很危险的，数学老师让我先搁置与父母的争议，勿让争议影响成绩，又将我座位调到前排，让老师们时时能看见我、安抚我。

渐渐与父母达成妥协：中考志愿不填师范，因为师范是优先于高中录取的；但是与高中并列的志愿里面，一定要填写中专，保证自己户口能出去。

搁置争议之后，一心复习、准备中考。

中考成绩我全镇第一。

听说我的档案被梅村高中调过去了，我爸后悔了，他去找梅中的钱书记（是荡口乡党）打招呼，要求退回档案，让女儿读中专。

我不同意。

钱书记更不同意，档案不退。于是录取了梅村高中。

【叁】选择西北政法

梅中是无锡县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句话这么说：考入梅中，等于一只脚已跨进大学。

高一我文科成绩好于理科，且兴趣也多在文科专业，所以高二文理分班，我就果断选择文科；时任高一班主任是物理葛老师，他多次挽留我继续读理科，但我学物理实在没天分、常觉得物理没道理（讽刺的是：过了二十七年后，我儿子读高中，他参加物理竞赛经常获奖，还坚持告诉我物理最讲道理）。我爸虽然知道理科班本科录取率明显高于文科，但鉴于我此前的抗争经历，就不再跟我掰扯了。

高中三年均住校，高中生活有着异常单调的节奏。每天披星戴月，早晨跑操时天色黑漆漆的，跑道东南角有个猪圈，食堂里的泔水养活了一窝又一窝的猪崽子，我们跑过猪圈就能听见猪哼哼，令人想起食堂午餐菜单里薄薄的炒肉片。白天课很多，作业不少。最喜欢夜自习结束后的短暂时光，与心有灵犀的同学一起归置好书籍、整理作业，走出教室门、下楼、回宿舍。这一路并不长，但月亮跟着我们，年轻的女孩子走在柔光里，描绘着彼此心中理想的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见识这人世间的万般美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高三下半学期，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少数同学有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有个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硕博连读项目，我满足条件。但，必须承诺连续攻读直到博士毕业。我感觉吧，我对文字的喜爱不足以支撑我读完博士，这就像是要我待在一个堆满故纸堆的窄屋里，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还要再拿起放大镜来研究故纸堆里的一个个汉字，若作此选择，我不就成了书蠹一只吗，不，我不要这样画地为牢。

还是要自己考。

考前填志愿，我想读政法或者新闻专业，我爸同意。我爸又提醒说学新闻当记者，有些报道会比较敏感，要注意中国国情。

好吧，那就读政法吧。

文科生多喜欢文学作品，90年代，文坛上已产生赫赫有名的“陕军东征”事件。《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白鹿原》《废都》，假期里面一部部读过去，对于这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城市和风物，颇有新奇感，心生向往。借用学通社友黄震在他的《杭州与西安》（��点击阅读）中的描述：如以人作譬，江南总像一个怀抱琵琶轻歌曼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十七八岁少女，西安则多多少少有点像手执檀板高歌“大江东去”的北方汉子。江南有一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小器和细腻，西安则有一种“咸阳古道，汉家陵阙”的大度和旷远。

久居江南，愿作西北游。

想去北方看看不一样的风物，于是一本二本志愿分别填了中国政法和西北政法。若发挥正常，上中国政法；若发挥失常，上西北政法。我爸同意。

高考成绩出来，历史总分150分，平时我能考125分左右，高考却连80分都没考满，幸亏只有历史一门失常，其他科目发挥正常。于是，录取了西北政法。西北政法当年在江苏是二本招生，虽然录取最低分高过一本线不少。我高中班上一共55位同学，95年考取本科（含保送生）一共有24位，刷新了以往梅中文科班的本科上线纪录。

我父母满意，女儿总算户口出去了。

我也挺满意，我觉得人这一生，大概好些机缘是注定的吧。比如在高考考场上结识了当时坐我后排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人；大学四年，结识了我这一辈子最珍爱的数位好友、并顺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等到本科毕业，就按照自己意愿直接执业当律师。2014年5月，因为学通社友的策划，一帮朋友创办公号“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之后初心不改坚持编辑11年，“西北政法”在我身上的烙印越来越深，虽责任不曾减，我甘之如饴。

（��96年运动会，作为学通社记者采访时任校长的王天木老师）

又想起大一第一次开班会，同学们陆续做自我介绍，那会儿无锡县还没有被肢解，还是赫赫有名的华夏第一县，听完我的介绍，我班来自山东日照的洋洋同学拿了一本A5地图册来找我，他圈出“荡口”的镇名，用一口非常浓重的山东普通话问我：你说你是从这里考来西安的？

是的，我从荡口出发，走了好久好久，才来到西安，来到西北政法。

��与学通社社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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