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1993年10月，作者在宿舍）
近日，接连拜读了多位校友以《我一个……，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的文章，在幽默风趣之间回忆起多年前如何走入西北政法的故事，看得让人心起涟漪。娓娓道来的笔墨，将我们带回那日渐久远的记忆。作为一个湖北人，借用校友们的标题，也回忆一下我是如何走入西北政法的往事。
要知道，湖北还有个中南政法。我清楚的记得，1993年，西北政法在鄂招生人数12人，而中南政法在鄂招生人数近千人（那时候，还没有扩招，但己经有了自费委培生）。很奇怪，从招生人数看，明显报考中南政法要比西北政法机会多无数倍，而我却选择了西北政法。所以，就有了此文标题：我一个楚国人，怎么就跑到秦国去上学了？
我出生于江汉平原上的一个交通极其不便的偏远乡村，江汉平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湖多河多。小时候，我们要去最近的公路，必须要趟过好几条没有桥的小河。所以，会游泳是我们的必备技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父母支持孩子读书的口头禅就是一定要“吃上商品粮”。要是听说身边的哪个同龄人是吃商品粮的，我们都会一脸艳羡的看着他。吃上商品粮，就成了年少的我们读书的基本目标。
1992年7月，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考场设在县城，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县城。那一年，湖北的高考还是分旧的文理科，文科考语数外政史地六门，总分640分，我考了445分，这个分数刚够上地区中专，记得当时学校还通知我去填报了志愿。但我不甘心，就一个人跑到县城去打听复读的事，县里的补习学校一听说我的高考分数，就许诺说可以来免学费复读。回到家给大人们一说我要复读，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父母完全支持，于是，1992年9月，我来到县城，开始了苦行僧般的复读生活。 为了考上好大学，复读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基本圈定在教室、食堂、宿舍构成的三点一线内，第二学期开始的模拟考试都保持在班级前几名。高考前最后一次全县统一的模拟考试，我考了个全县第一，至今仍记得是586分。当时县教委还组织我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报告及颁了奖。
1993年,湖北高考又进行了改革，还是分文理科，但考试科目及总分均有了变化。文科考语数外政史，不再考地理，每科均是150分，满分750分。当时全国有北京、湖北、云南等5个省份是这样改的，也用的统一试卷。所以，上大学时，我与一个来自北京的同学坐在了一个班里，他偶然看到了我夹在书本里的分数条时，惊讶地说这个分数给他可以上人大了。
1993年，湖北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先填报志愿再高考。这项改革后来被评价为最无人性的改革。之前的高考志愿填报，至少还是知道了分数再去填报，而1993年的高考志愿，完全是盲填，记忆中大概是在五月底高考报名的同时就必须把志愿也填报。所以只能根据自己在班里、学校里平时的排名及录取率去填报。志愿分四个批次，第一批为重点本科、第二批为一般本科、第三批为省部大专、第四批为地区专科或中专。每个批次可以按第一二三志愿填三个院校。我因为最后一次模考搞了个全县第一，所以只填报了前三批，第一批报的人民大学法律系，第二批报的西北政法法律系、第三批报的河海大学法律系（哈哈，这是与法律系杠上了。30多年了，还能记得每批的第一志愿学校，但二三志愿纯属凑数胡填的，实在是不记得了），第四批志愿空着没填。因为我自信地觉得，哪怕是有失误，也不会低于省部大专的。
七月流火，又是一年高考季，1993年的高考，也是“高烤”，那时候是没有空调一说的，教室里有几台还能转的吊扇己经是奢侈的享受。我在高温中完成了鲤鱼跃龙门的又一次尝试。所以，后来，高考提前至每年6月份，我与从事教育的朋友们聊天时曾评价说，教育部所有高考的改革都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胡搞”，只有这个考试时间提前一个月的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半个多月漫长的等待，分数出来了。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查分，只能去学校问老师。在学校办公室门口，陈清波老师看到我了，大声喊到：黎德才，556分。随后了解到，这个分数在补习学校排第3名，在全县文科排名10到15名之间。那一年，湖北省文科的第一批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即为556分，知道分数后，我就知道我与人民大学无缘了，因为我的数学平时少有低于135的，可这次只考了116。当天，数学老师还专门把我叫到一旁批评了我。带着小小的失望与大大的欣喜（毕竟，我完成了父母提出的“吃商品粮”的目标），我已经在憧憬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美好时光了。
8月上旬，学校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书：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与我的志愿完全一致。一张没有A4纸大的简简单单的白纸，就将一个人的命运彻底改变。很遗憾当时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照相机，现在想着要是当时能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保存下来，该多有纪念意义啊！这张纸承载着我多年的努力和梦想，也承载着家人对我的期望。我将这一消息告知了父母，我甚至能感觉到，得知我考上大学后，父母亲的腰杆都挺直了许多。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家里的孩子考上大学那可是了不得的大喜事。为此，家里还摆了一天酒，请亲戚朋友都来聚餐。村支书还专门代表村里来祝贺，送给我一支漂亮的钢笔和一个笔记本。
1993年9月，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年份。我，一个从湖北乡村走出来的少年（其实，此时我们己不算是少年了，但就象后来贾宇校长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永远希望自己“归来仍是少年”），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西北政法的校门。从平原的水乡到西北的古都，跨越千山万水，自此，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征程。
（1994年4月，西北政法第16届运动会）
回到本文标题，我一个楚国人，怎么就跑到秦国去上学了？
第一个原因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少年梦想。我的小学、初中时代是十分顽劣的，所以并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父亲带着我干遍了所有的农活，瘦小的我切实感受到了农村人的辛苦、中国农民的伟大。所以，年少的我，还想着改变命运。1989年9月，在同学的鼓励下，在辍学一年后，我到离家几公里远的二河高中直接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这所高中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在我高中毕业的1992年夏正式停办。因为缺生源，所以才能接纳我这样辍学一年的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经历简直不可思议）。高中三年，我仿佛幡然醒悟的浪子，开始了刻苦的学习。因为偏爱文科，我的语文、历史一直很有优势。也爱好古诗词，深受伟人的“孩儿立志出乡关”的影响，觉得男孩子就应该跑远一点，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理想。所以，高中时我就想着将来跑远一点，报个外省的大学。遗憾的是三年的拼搏，年年都是班里第一名，但平庸的资质及孱弱的师资，也只是让我在地区中专的门口“闪了一下腰”。
第二个原因是十三朝古都的神秘吸引着我。我是文科生，历史是我的强项，高考历史115分，据不完全调查，这应该是当年补习班里的最高分，也可能是全县的前3名。所以 ，我对古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看我报的三个主要志愿城市就知道：北京、西安、南京，全是古都。实际上，我也知道，依据我当时的实力，除非超水平发挥，否则是上不了人大的，但是，借用现在的网络语：人总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因此，第二批本科就成了我重点确保的城市，排除了中国政法（因为己报了人大）、中南；西南政法在重庆，不考虑；华东政法在上海，生活成本太高，不考虑；只有西安，符合我各方面要求，就报西北了。如今回想起填报志愿的心路历程，满满的都是理想主义与年少的天真。
第三个原因是武汉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在复读期间，我曾去过几次武汉，我对武汉的评价就三个字“脏乱差”。到处乱搭乱建，垃圾遍地，武汉本地人说话像吵架，还拽拽地操着一口“汉腔”瞧不起乡下人。所以，在我有实力选择上大学的城市时，武汉就根本没有放在我的候选栏内。武汉的城市建设真正的起飞，是在2008年前后阮成发主政武汉的近10年时间，那时候，武汉就成了一个大工地，武汉人给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起了个外号叫“满城挖”（这个外号起的有水平，既符合事实，又是本名的谐音。据说，阮书记本人也知道这个外号）。多年以后，行进在武汉四通八达的高架桥和轨道交通上，武汉人才真正理解并感恩“满城挖”的远见卓识。现在的武汉，确实才配得上“大江大河大武汉”的称号了。
（舍友合影219室的友谊⬅点击可查看）
（部分同学合影）
回首往昔，四年的大学生活，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收获、也有遗憾。古都长安，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有时候，我也会想，当时如果我报的是中南政法，如今会是什么样？
只是，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本文作者黎德才，西北政法1993级法律系校友，现任职于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