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从王学堂师弟那篇《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文章开始，《青春都在西北政法》刮起一阵旋风，大家纷纷开始接龙，讲述自己高考前后到踏入母校的心路历程，看得我热血澎湃，手痒痒的也就跟风一次。

我是一个从三岁八个月就开始记事、在家人和亲朋看来就是“神童”的纯正农村娃，从小到大，学习似乎对我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几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上高中之后，我是很盼望学校进行期中和期末考试后的总结奖励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是学校奖励的笔记本、钢笔、字典等学习用品用具能让我减轻家庭负担，毕业时笔记本也可以赠给同学留念。虽然我是我们普通高中孙镇中学的最顶尖者，但与县重点中学尧山中学相比，我最好一次的总成绩也只能排在尧中的第13名，我偷听过尧中老师的几节课，绝大多数老师都比我们孙镇高中的老师讲得好很多，但命运就是这样，因为初中毕业时报考初中专的如果没考上，分再高也只能进普通高中，我就是这样的，我经常回想，如果我也上尧中，估计高考分值会更高。在别的同学距离高考仅有一个月还在做最后的冲刺时，我却用一周多的时间帮家里收麦子，因为家里喂了一头骡子，父亲嫌收割机收的麦秸秆茬子太高影响骡子的饲料，坚持要像麦客那样用镰刀自己收割，另一个原因就是家贫雇不起收割机，所以十几亩小麦全靠我们全家五口人人工进行收割，这种原始收割方式一直到我毕业参加工作能补贴家里了才宣告结束。

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和初中专，是我们这些农村娃走出农村吃商品粮几乎唯一的出路，像《平凡的世界》孙少平那样被相邻的铜川煤矿招工的偶尔也有，但那是身强力壮者的特例，不过我们村被煤矿招工的几个小伙都基本死于矿难，所以家长宁可让种地也不敢让煤矿招工。我清楚的记得，高三预选结束，将近200多名文科班学生，只能留下不到30名能够有资格参加高考，但是商品粮户口的学生却全部都能留下参加高考，因为他们（她们）可以以委培、定向的特殊方式上中专院校，只要他们（她们）的成绩不过分离谱的低。预选结束后，在渭北高原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大多数女生这年冬天就嫁人了，包括学习也挺好但预选发挥失常的几个女生，我大二的时候她们就抱着孩子了。18年后，她们的子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所以我是孩子智力大多遗传母亲这一说法的坚定支持者。

高二下学期分科时，我记得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单科都是第一，但英语、政治也就是70来分的样子，这两门课不是我学得不好，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孙镇高中实在没有好老师，尤其是英语李老师只会带着我们朗读，气的王勇军在李老师来上课前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李老师，请你不要误人子弟了”，李老师被气哭跑出去了，学校在高三也就给我们文科重点班换了比较好的老师，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高考，这两门科我和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发挥了“平常”的水平，大家基本都是考了70来分。当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要选择理科时，我还是选择了文科，因为理科的题海战术让我这个酷爱体育、爱打球、爱跑步的学生没空余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哥给我建议的，那就是理科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要进厂矿企业，文科毕业后绝大多数会坐办公室。我很敬佩甘肃白银师弟们文章里的曹老师，我知道他是为学生好，但我肯定不会喜欢他，因为我觉得老师无论什么原因抢占体育课是对体育老师和学生的极不尊重。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考不上大学，因为我们校长给我父亲都说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孙镇高中文科就要剃光头了。我要考虑的就是上哪个大学和哪儿的大学。1988年的7月7、8、9号，在极度炎热的三天里，我完成了高考。那年数学题简单的让我30分钟左右不敢下笔，我不用计算都能写出答案，我最多用了30分钟就答完了，剩余时间坐在考场发呆，一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最擅长的这门课得不了120满分了。

高考刚完，参加高考的学生无论将来能不能被录取都要先进行体检（我痛恨这个做法，因为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被强制缴纳体检费），然后根据自己的估分填报志愿，至今想起来这个制度仍然不可思议。在满分640分的情况下，我给自己估了520分左右，如何报志愿成了难题。我很喜欢体育，我语文功底非常好，我高考语文基础题一个都没错，错在作文《习惯》我跑题了。我的梦想就是到现在的CCTV当一名体育记者，可以全国、全世界的采访体育明星和重大赛事，所以我个人坚持要报武汉大学新闻系，虽然在陕西省只录取两个名额。排在武汉大学后面的第一批次我只记得填报了西北大学，后面两个报的哪个大学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因为父母亲坚持要我不要出省上大学，因为路费太高了，尤其是不要去北京，听说北京的大学太大上课要骑自行车，买不起，他们坚持要我报陕西师范大学，不仅仅是补助高，而且听说伙食在西安大学里是最好的，尤其是我一个村的族兄在陕师大饭灶当班长，能让我吃饱、能让我不到100斤的身体长到120斤，但我坚决不报，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太辛苦了，为此父母亲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大哥建议我报财经类，毕业后可以进金融系统或者财税系统，他的话我是要听的，因为父亲给在四川西昌工作的大哥下的命令就是供我上大学，所以第二批次本科我就报了中央财经金融学院、陕西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学院，还少一个，实在找不到与估分成绩对应的财经类院校了，这个时候，只能从报考志愿的报纸上继续找一个合适的大学，父亲和我翻来覆去的看，就看到了西北政法学院这个名字，父亲想了想就说，不行就把这个西北政法学院报上吧，出来当个法官也行，像你大嫂那样当个检察官也行（大嫂在后来才被广为人知的泸沽湖所在地凉山州盐源县检察院工作，大嫂戴着大盖帽那张照片父亲是挂在相框里的），但我压根就没想到要报，因为我高中政治这门课实在不太好，也根本没想学法律，当记者才是我的梦想、财经类是大哥的吩咐，但实在选不出来还有哪个院校可报，就服从了父亲的安排，把西北政法学院放在第二批次的最后一个志愿填上了，在专业那一栏，我记得我都没填写，但肯定在是否愿意专业调剂那一栏写了“愿”这个字的。至于第三批次往后的咋填写的现在根本没印象了。

七月底，成绩出来了，考了514分，比公布的第一批次录分线502分多了12分，虽然还是孙镇高中的“文科状元”，但我估计我梦想的武汉大学新闻系悬了。根据惯例，第一批次的第一志愿录不上，大概率就滑档到第二批次了，我估计会被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录取了。然而，当我同班同学段永明、王勇军、王百旭都在八月中旬纷纷收到陕西财专、淮北煤炭师院、陕西粮校录取通知书了，我的却还没影，等到八月二十几号，看到其他学生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和准备报到前的准备工作了，父亲急了，罕见的不心疼的花钱在乡邮电局给在西安教育系统工作的姑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让姑父到教育厅查查咋回事，过了两天，姑父打长途回来告知他到教育厅问了，说肯定是滑档了，但肯定也能录取上，这成绩最少也能上个大专，父亲长出了一口气。那几天的等待全家都是极度煎熬的，父亲天天守在家里翘首等待当邮递员的堂哥给我送来录取通知书，我哪儿也不敢去，等到九月二号三点钟吃下午饭，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要么准备补习（复读）吧，我心都快要碎了，想着实在没录取上那就去尧中补习吧，来年继续考武汉大学新闻系。九月二号晚八点多，天已经黑了，正在微微的月光下收拾从沟里干活归来的骡子套绳的我和父亲猛然听到熟悉的邮递员专有自行车铃铛声从巷道一路传来，只听堂哥声嘶力竭的叫喊“鹏，鹏，录取通知书来了”，直接狂奔到我面前飞身下车，把那个将会决定我人生后六十年的录取通知书塞给了我，我一把接过来跑进家里，灯光下，我和父亲激动的看了又看“舒体”字的西北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正在灶户烧火的母亲和弟弟也都奔出来，全家人看着我颤抖的拆开它，记忆中写的是“韦鹏学同学，你被西北政法学院劳动改造法系劳动改造专业录取，请你于1988年9月12日持本通知书来校报到......”，瞬间极度的喜悦变成极度的沮丧了，因为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学法律并非我所愿，更别说这个劳改法不用问毕业后就是管犯人的，守法的人谁不知道劳改劳教“两劳”这个专用名词啊，尤其是严打后。那一晚，我第一体会到了失眠是那么的难熬，全然没有顾及从邮电局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本该在第二天早上才送却在当晚专为我一人狂蹬自行车差点摔倒的堂哥，后来听母亲说，堂哥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那年代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母亲照例给堂哥煮了几个鸡蛋、包了一个新毛巾等小礼品，虽然堂哥坚持不要。补充一句，堂哥比我高一级，1987年预选没选上回家的，当邮递员是他临时被招工的。

后来那几天，我一直处在要不要上西北政法学院和这个劳改法系或者复读的纠结中，给大哥打长途电话，大哥说只要考上了就必须去上，当警察也行，再说了毕业也不一定就去劳改队；父母亲和伯父苦口婆心的劝我说农村娃只要考上大学就应该很知足了。虽心有不甘，但又能如何？

上了一年大学后，亲爱的辅导员石建峰老师才告诉我，我是他亲自录取的，因为报考劳改法系的名额没有录够，他就在滑档的高分文科生里面手工挑拣，一直到八月二十六七号，才把我和张黎等几个都考了510分以上陕西考生拣出来的，至于我第二批次本科最后一个报不报西北政法，都会被他捡漏的，当然，只能上劳改法专业了，原来我就是这样与母校和劳改法结缘的。

从报到那天起，《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母校当年的广播？》、《我的、我们的、母校的劳改法系》、《“小宝”忆八八系列》、《瞧这一家子》等等，就是我这根细藤对母校这棵苍天大树、或者我这颗绿叶对母校这个根的情义。我真的为自己是母校的一员而傲娇，为自己是物以稀为贵的已经消失的母校的劳改法而自豪。

将近4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作为从没想到过学法的农村娃的我，却机缘巧合成了母校西北政法的学生，都是老天注定的。

我们的篮球队，也曾是政法强队之一

我们的足球队，钢铁意志也曾笑傲政法

 本文作者韦鹏学，陕西省蒲城县人，1992年分配到汉中某监狱工作，后辞职从事律师业；西北政法劳动改造法系88级校友，现任陕西省律协副会长，汉中市律协会长，获评三秦十佳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