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祖父为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输送过学员，给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延安大学韩城分校的学员讲过话。

我的祖父是一位老革命，他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北寿寺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一直在当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祖父先后四次担任韩城县委书记，分别是1937年5月、1939年8月、1945年8月和1949年7月，他是全国解放后韩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在早期革命时期，祖父的职务不断变化，有时职务由低到高，有时又由高到低，他先后担任过中学、小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黄龙新区随军工作组组长、韩城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副书记、县委书记。1952年后，到陕西省渭南地区任地委常委、秘书长。再后来他到煤炭系统工作，担任过陕西省白水煤矿筹备处主任、西北煤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1956年1月，祖父带队前往石嘴山，担任甘肃省石嘴山煤矿筹建处主任、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局长。1958年9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业交通处煤炭工业局局长。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任石嘴山矿务局第一任局长，是宁夏煤炭事业的开拓者。

（200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府在星海湖公园龙腾

广场为我的祖父孙昶树立塑像）

  我的祖父当年在陕西省韩城县担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时，为1937年成立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输送过青年学生。据祖父回忆，自1937年至1939年，作为韩城地下党负责人的他利用教师身份，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向学生们讲解革命道理，揭露旧社会的苦难，点燃年轻人心中的爱国火种。平日里他四处奔走，联络城乡各校心怀正义的学子，耐心开导顾虑重重的学生与家长，打消众人对路途艰险、战乱动荡的恐惧。韩城县地下党组织先后以党的关系和抗敌后援会、教师联合会的名义陆续动员、介绍去陕北的安吴青训班、鲁迅师范、鲁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和陕北党校学习的青年共达700多人。这700多名青年是有组织登记在册的，是地方党组织分期分批派送到延安去的，不包括自行前往的青年。为了安全护送这批青年，我的祖父和地下党的同志细心规划路线，多方联络地下交通人员，分段掩护、分批出发，避开敌人关卡与盘查，将一批又一批学生稳妥送往革命根据地。这700多名青年告别书桌，有人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作战，有人留在敌后开展宣传、群众工作，有人投身后方生产与文教建设，在不同岗位上为解放事业挥洒热血。韩城的地下党组织唤醒大批青年，为革命圣地延安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这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来说起到了壮大组织的作用。这是韩城地下党组织为革命做出的一大贡献。

  1941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8年1月，延安大学在洛川创办分校；7月下旬迁至宜川，正式更名为‌延安大学第一分校‌；1949年1月8日，第一分校在韩城成立了延安大学招生办事处，同时在西北野战军作战前沿的各县招收新生。2月15日，延安大学第一分校迁到了有“小边区”之称的韩城，校部设在韩城县立中学旧址（龙门书院），部分师生后迁姚庄村。延安大学第一分校迁到韩城后，由于得到韩城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每天都有大量的来自敌占区的青年，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投入这所革命干部的摇篮，接受革命的教育、熏陶和锻炼。1949年春节后正式复课，规模由数十人扩至近千人。延安大学第一分校分设“一部”（姚庄）、“二部”（城内），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

  1949年春节，延安大学第一分校（韩城分校）举办春节茶话会。我的祖父当时任中共韩城县副县长（韩城市档案局：“档案故事：红色记忆——延大在韩城”一文说时任县委书记孙昶代表县委看望学员，其实我的祖父孙昶当时是县政府副县长，1949年7月才第四次担任县委书记），他代表韩城县政府与地方知名人士苏资琛受邀出席春节茶话会。会上，韩城县政府代表孙昶面向第一分校师生表态：韩城县将全力支持延安大学第一分校在韩城本地开展各项工作。他讲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里，各方有着一致的革命奋斗目标，延安大学第一分校与韩城地方相互协作、彼此支援，今后各项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随后的发言中，有一位西安来的学生说，现在韩城已经解放了，农村有一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很高兴，只等着分地主老财的东西，希望政府好好教育他们。这时，苏资琛给大家讲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福贵》中的故事，他说，福贵在斗争地主时满腹怨恨地问地主：“你先说我福贵原先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说明二流子是旧社会的产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没有产生二流子的条件。

  西北政法大学的百岁教授马朱炎先生就曾经在延安大学第一分校（韩城分校）读过书。1949年1月，23岁的马朱炎在地下党护送下穿越封锁线，徒步三天三夜进入延安大学第一分校（韩城分校）学习。1949年2月1日在此正式参加革命，毕业后留校工作。1949年6月延安大学改组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他随之转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此后马朱炎教授一路扎根西北法学教育，长期任教西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原科研处处长张少侠也是延安大学韩城分校的学生。张少侠处长曾经跟我当面说过，他是我祖父的学生。记得我1985年留校任教时，张少侠在学校组织开展青少年犯罪研究，当时青少年犯罪研究搞得很红火，很多年轻老师也参与这方面的学术活动。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曾经给韩城县政府发函要求解决某干部的婚姻问题）

  为了培养适应新中国政权建设所需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大学迁到西安，并于1949年6月25日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大学第一分校（韩城分校）师生于1949年7月16日至18日，分批到达西安与延安大学总校师生胜利会师，一起转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大学第一分校（韩城分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就是今天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

  二、我的母亲曾经报考过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西安政法学院。

  我的母亲1940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高家坡村一户“地主”家庭，1960年高中毕业于韩城县象山中学。据母亲回忆，她1960年参加高考，可难考了，记得他们要好的几个人都考上了大学，那时没有几个女孩子读书的。考完后学校告知他们几个都考上了，应该是高考分数达到了录取的标准。母亲的哥哥在离家老远的塬上就向家里人高喊：考上了、考上了！结果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母亲考上大学了。

   但是母亲迟迟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去问高中的老师，有一个老师说你考了1000分也考不上，你是地主身份！这时我母亲才知道出身不好怎么还报了西安政法学院，政法学院是不招地主家子女的。如果是报考农业大学或者师范大学可能还会被录取，谁知道西安政法学院还要看学生的出身，当时确实不知道。就这样，我的母亲没有上成大学，她后来随我父亲一起去了宁夏石嘴山矿务局，先是做了十年代课语文老师，后来到宁夏师范学校培训，才转为正式教师，她是以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退休的。说起来当年的高考，母亲至今还心有余悸，主要不是怪自己的出身不好，而是怪自己为什么报了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法学院是今天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

  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出身和成分是怎么回事了。出身是指家庭出身，即父辈的阶级成分；成分是本人自身的社会职业、阶级属性。在早期的个人档案里有两栏：家庭出身、本人成分。1950年开始，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解放区各地要对社会成员进行阶级划分。特别是农村地区，因为事关土地的重新分配，因此阶级成分的划分至关重要。如解放初期韩城县划分阶级成份以村为单位进行，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的方式。先由各村民小组自报公议，村民会上民主评定，乡农会初步审核后，即初榜公布。然后召开全村农民大会评议，报经区农会审核同意再次榜示。对于所定阶级成份，农民可以申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地主、富农也可以向上级申诉，经调查后，召开区农代会讨论通过，报县土改委员会批准，再出三榜定案。最后，全县划分为地主405户，半地主式富农35户，富农327户，小土地出租者691户，中农1179户，贫农13760户，雇农1460户，工商业者316户，其他2073户。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占总户数的3.78%，小土地出租占3.4%，中农、贫农和雇农占81%。

  当时的政策是在健全完善人民政权，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的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政策，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初期韩城县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富农成分通知）

我的母亲家是韩城县芝阳镇高家坡村8户地主之一，按照母亲现在的说法，就是家里的地没有人种，雇了长工种地，结果就是地主了。其实地主是我外公的阶级成分，但是我外公的阶级成分一直影响着我母亲的一生，要不然她和我就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友了。

母亲当过小学、中学的语文教师，我也在母亲任教的班里上过课。母亲的语文功底也与我的祖父的存书有关系。我的祖父虽然是解放前的“高小”毕业，但是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解放前我国的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初级小学”，4年制；一个叫“高级小学”，2年制，这一制度一直延伸到解放前。尽管解放前的“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在当时“高小”的水平很高，“高小”毕业的学生能够当教师。我的祖父早年以村里的小学教师和韩城县当时最高学府韩城中学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还担任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积攒了许多文言文的书籍。我母亲之所以语文较好，与我祖父在家里存有许多古书有一定的关系。

母亲后来告诉我，1981年我上西北政法学院时，母亲每个月给我寄35元。她当时任中学教师，一个月工资是42.5元，她只留下7.5元。当时我的父亲工资是76.68元，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管母亲、姐姐、妹妹四口人的生活，平均每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1元，比起我这个大学生一个月35元的费用要少许多。

  2026年8月8日，我开车拉着86岁的老母亲来到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看了看，这是母亲第二次进入西北政法大学校园。我在西北政法学院上学期间，母亲曾经来过一次我的宿舍。这是她曾经多么向往的地方。这次我和母亲一起在我留校任教时居住的雁塔校区“中楼”前合影留念，在学校四处游览了一圈，算是彻底了却了母亲进入西北政法大学的梦想。

  三、我是西北政法大学前身西北政法学院1981级的学生。

  我是1964年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矿务局大院，1981年从宁夏银川市的宁夏大学附属中学考进西北政法学院的。那时也要填写家庭出身的，也就是我父亲或者是我祖父的阶级成分，我记得我的出身填写的是“小土地出租”，这个出身听起来“怪怪的”，既不是贫农、中农，也不是富农，更不是地主，是介于贫农与中农之间的一个特别成分。还算是出身“好一点”，因为没有随母亲的“地主”成分，而是随了我父亲的出身。而我父亲的出身其实是我祖父的出身，这是在解放初期定下来的，当时我祖父家是：小土地私有者，家里有2个长工，有2头牲口，因此祖父的阶级出身为：小土地出租。

  我的出身还算可以，因此也就顺利地被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了，没有受我母亲出身的影响。我报考西北政法学院不是因为祖父的故事，也不是要还母亲的遗憾，而是我所在的家属院有一位80级的师姐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我记得她叫高琴，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高玲。1980年这对双胞胎姐妹双双考上大学，这在我们住的厂区家属院是一大新闻。她们姐妹也是我母亲所在的中学即银川橡胶厂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到了兰州一所大学，一个考到了西北政法学院。记得我高考结束后见到了高琴师姐，我问她西北政法学院怎么样？她分析了我的情况后推荐我报读西北政法学院，加之我的姑父也是“文革”前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的，于是我就填报了西北政法学院，结果被顺利录取。还记得高琴师姐在西北政法学院上学期间找了同班同学孙英，后来一起去了兰州工作。

  1985年，我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了，在劳改管理系担任狱政管理专业的助教。毕业的第二年，即1986年我和学校体育老师袁野一起代表西北政法学院到宁夏招生。袁野老师曾经在宁夏工作过，我是在宁夏石嘴山出生的，我们都想借此机会回到宁夏。当时宁夏公安厅政治部的领导接待我们，非常热情，在招生期间还专门去招录现场看望我和袁老师。当时守门的是武警战士，看到公安厅的领导来不但没有阻拦还敬礼放行，其实公安厅的领导主要是来看我们的。那时坐飞机要单位开证明才能乘机，回西安时，我找到一位在银川市委组织部当领导的考生家长帮忙开了一个证明，我们才坐上飞机回到西安

  1985年我留校时，学校把我分到当年刚成立的“劳改管理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高等学校举办监狱管理的专业系，开始举办大专层次的教育。后来由于劳改管理系的名称不好听，加之管理系与法律特别是政法院校的名称不相符，3年后改为“劳改法系”，开始招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届“劳改法专业”的本科大学生。这就是为什么西北政法大学曾经有两届“监狱管理专业”的“黄埔一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制定过“劳改法”，只是有一个“劳改条例”。没有“劳改法”却设立了“劳改法系”，这也是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后来还是觉得“劳改法系”的名称不好听，1993年更名为法学二系，1994年我国第一部《监狱法》出台了。后来刑事司法方向法学二系撤销，师资与专业拆分：一部分划入刑事法学院，一部分划入公安学院，刑事司法专业停止招生。2024年西北政法大学向教育部重新提交申请，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西北政法大学具备监狱学本科专业招生资格，本质就是恢复西北政法大学原劳改法系、法学二系的监狱管理类老牌专业。

  1991年7月，我离开西北政法大学调到广东，我前前后后在西北政法学院待了10年。也是在调动的1991年，我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学报《法律科学》上发表了影响一辈子专业方向的一篇文章：《监狱亚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也搭建了我后来在中山大学的博士论文：《监狱亚文化研究——以珠江三角洲监狱的人类学研究为例》的骨架。2008年，我博士毕业的当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把我从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调整到了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即后来的广东开放大学。虽然离开了熟悉的监狱管理专业领域，但是，我的学术基础是在西北政法大学打下的，也是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学经历使得我在广东的监狱学界树立了监狱亚文化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有监狱系统的单位让我来谈谈监狱亚文化，我也多次回到母校西北政法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解监狱亚文化的课题。西北政法大学成就了我的学术基础，也成就了我的人生事业。

  我们一家三代人与西北政法大学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近期整理祖父孙昶的革命经历资料，看到了祖父曾经为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输送过学员，给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延安大学韩城分校的学员讲过话，非常激动，提笔写出来这段一家三代人与西北政法大学情缘的故事，也借此向即将迎来90周年校庆的母校献上深深的祝福！祝愿西北政法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母校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写于2026年9月10日（第42个教师节纪念日）

（作者：孙平，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开放大学教授、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原法律系1981级校友）